学术观点|《三国演义》英译者的“译入”行为特征探析

引  言

       《三国演义》的英译，呈现出多样的文本形式。王克非（2021: 71）曾说：“在国际上，历来以外语译入母语为主，反方向甚少”。《三国演义》的英译情况是对该论断的积极证明。我们通过梳理《三国演义》二百余年的英译历程，统计出共有33位译者参与，除去3位中国籍译者和4位国籍不明的译者外，共有26位外国籍译者。他们成为了《三国演义》英译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英国籍与美国籍译者居多，同时还包括英语水平很高的德国籍译者。他们在翻译《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系列“译入”行为的显著特征。本文聚焦《三国演义》英译的外籍译者，探析他们“译入”性的翻译行为特征。

倾向于以读者接受为中心

       翻译活动中，译者是最积极的主体。译者要处理好原作与译者、作者与译者、出发语文本语境与目的语文本语境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外译进程中，读者的接受效果越来越成为译者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三国演义》的英译，也是如此。

       考察《三国演义》的外籍译者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外籍译者往往更加关注读者的接受效果，在翻译一些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或典故时，为了能让读者更好的理解，且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外籍译者或是用英语读者熟悉的意象或事件进行翻译，或进行解释，或干脆将这些内容略去不翻。

       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寻找对应和对比要素，激发读者的想象与联想，指向相应的接受效果，是“译入”行为常见的路径之一。在《三国演义》编译本中，译者通过比较的视野，将相关人物和事件与英语世界熟悉的西方人物与事件进行类比。例如谢卫楼（Davello Zelotos Sheffield）在“曹操生平及时代概述”（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s’ao Ts’ao）中就有过多次明显的类比。在对东汉末年的状况进行表述时，他明确表示“如果我们想在西方历史中找到一个类似的时代，那便是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Sheffield 1885: 401）。紧接着，他认为汉献帝在位期间的中国状况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无异”（同上: 402）。在描述曹操的性格特征时，他又将其与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拿破仑进行比较（同上: 404）。谢卫楼此举便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加直观的了解曹操，了解他身处的历史时期。

        司登得（G. C. Stent）在“孔明生平梗概”（Brief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K’ung-ming）中也有过类似的对比，但对比的目的却让人有些疑惑。在翻译诸葛亮借东风时，司登得表示“在英国的历史中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威廉突袭英格兰时等待着东风以便登陆，英格兰的居民们向上天祈求东风，以便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Stent 1977: 83）。谢卫楼做类比是因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并不了解曹操及其所处时代，而借东风的故事并非涉及任何典故，内容也清晰明了，即便中间涉及了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家文化元素，对读者而言也不存在任何困难，不知司登得为何要在此处做一个类比，难道纯粹是因为发生同样事件的巧合？从更深层的角度去看，我们认为这是译者的心理要素驱使。“译入”型的译者，往往会把自己当作一个读者，设身处地，为读者接受着想。而通过副文本，把自己阅读时的联想或对此与读者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引导接受的一种策略。

       如果说通过副文本，以比较的路径引导读者、激发读者是促进读者积极接受的一种有效路径，那么，面对文学经典中常见的典故或隐喻，有指向性的释译则为一种常见的“译入”方式。相对于编译本的对比性绍介，指向性的释译则是译者在处理文本具有特质的文化与历史要素时采取的翻译手段。《三国演义》第九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董卓在长安相府歇宿时，夜里曾听到外面小儿唱“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罗贯中 1973: 76）的童谣。该内容并非罗贯中杜撰，在《三国志》中，裴松之就援引了《英雄记》中对该童谣的记载（陈寿 1982: 179）。南宋范晔的《后汉书》中也曾记录该童谣（范晔 1965: 3285）。这首童谣采用解字的方式，把“董”字拆成“千”“里”“草”3个字，把“卓”字拆成“十”“日”“卜”3个字。自下而上解字，暗示出董卓以下犯上，快速灭亡。这首包含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解字童谣，不少中国读者都尚且需要旁人的解惑，对于不了解汉字的英语世界读者来说，读起来一定十分费解。这对译者来说，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目前共有6位外籍译者翻译的译本涉及该部分内容，6位译者采取3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进行翻译，目的虽然都是为了读者接受，但效果却并不相同。

       第一种是将该童谣字面含义翻译为英语，通过脚注、译后注等注释方式解释该童谣拆字后的真实含义。汤姆斯（P. P. Thoms）、X. Z.、邓罗（C. H. Brewitt-Taylor）、罗慕士（M. Roberts）4人均是这样处理。

       汤姆斯在节译本“著名丞相董卓之死”（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中将该童谣译为“The verdant grass of a thousand le Fades ere it attains the age of ten days.”（Thoms 1820: 236），并附上脚注：“These lines are made up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characters which form Tung-cho’s name. Tung, the first, it compounded of grass, thousand and miles; Cho the second, is compounded of above day, and ten. This is a specimen of the wit which the Chinese delight in.”（同上）。作为《三国演义》英语首译，汤姆斯的译文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童谣译文朗朗上口，采用英语诗歌的表达方式；脚注解释原文童谣的解字内涵，虽然无法直观再现汉字的结构特征，但注释也通过拆字与正文中童谣的内容形成呼应。此外，汤姆斯还特地在脚注中说明这是中国人喜欢的一种智慧的体现，在解释的同时加入了对中国风俗文化的绍介，体现了汤姆斯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精通。

       X. Z.将童谣译成四行：

       并在正文中解释道：“The song was a parody on the name of Tung Cho 董卓; which characters, if dissected, will produce grass, thousand, li, above day and ten, and, on their meaning was based the lines which I have just given.”（X. Z. 1875: 204）。与邓罗的童谣译文相比，X. Z.译成4行在形式上与原文更加对应，内容也与原文保持一致。在童谣内容的解释上，他没有采用注释的方式，而是直接在正文中阐释，保证了读者阅读的连贯性，虽然可能导致情节上的跳出，但总体上译文流畅、形式优美，还是值得称赞的。

       邓罗在1925年全译本中将童谣翻译得颇有维多利亚时期诗歌风格：“The grass in the meadow looks fresh now and green, Yet wait but ten days, not a blade will be seen”（Lo 2002: 95），这和邓罗的翻译风格是一致的。为了体现该童谣与董卓的关系，邓罗添加脚注：“The grass in the meadow is an ingenious quip on Tung Cho’s surname; as is the ‘ten days’ on his distinguishing name”（同上）。邓罗对童谣的翻译文字优美，体现出他极高的文学造诣，但过于优美的文字总感觉与童谣简短、通俗的特点稍有不符，对比来看，倒不如X. Z.的译文简洁明了。至于注释，邓罗并未对诗歌的解字进行说明，只是笼统地告诉读者该童谣与董卓的名字有关。这种欲说还休的解释，也只能让读者看个大概。

       罗慕士1976年的节译本中并没有涉及连环计的相关故事内容，1994年全译本是他第一次翻译该童谣。罗慕士将童谣翻译为“A thousand li of green, green grass  Beyond the tenth day, one can’t last.”（Luo 1994: 110），并在译后注中将该童谣的含义解释为“These are visual puns: the Chinese graphs for ‘thousand,’ ‘li,’ and ‘grass’ make up the graph for Dong, and the graphs for ‘divining,’ ‘ten,’ and ‘day’ make up the graph for Zhuo.”（同上: 1570）。罗慕士的译文文字朴素简单，也满足了童谣押韵的要求，只是在格式上不够工整。译后注还是保持了罗慕士一贯的高标准，寥寥数语，将童谣的内含解释得十分清楚。

       第二种是仅仅翻译该童谣的字面意思，但不加以解释。彭马田（M. Palmer）采用此法。由于缩译本对字数和篇幅的大幅度限制，彭马田甚至未将童谣单独成段，而是放在段落中简单翻译：“The grass in the meadow looks green and fresh. Wait ten days and not a blade will remain.”（Luo 2018: 58）。虽然将童谣意思译出，但如何成为董卓的谶语，读者却无法得知。译文看似完整，却忽略了原文的精髓，读者自然也就不知所云。

       第三种则是亚历山大（G. G. Alexander）直接省译该童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的一章：司徒的计谋”（A Chapter of Chinese History: The Minister’s Stratagem）的译文中（Alexander 1861: 613），或是考虑到故事的核心在于连环计，抑或是考虑该童谣不好解释，亚历山大干脆删去该童谣的部分。从译文整体上看，删除该童谣后并未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对原文直接删除的做法，恐怕有译者的选择性考量。实际上，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有阶段性的发展。翻译中的删除或删改手段，译者往往是从理解与接受的角度去决定的。其内在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合上述6位外籍译者对连环计中童谣的翻译，我们可以发现，面对无法直接翻译的文化意象，外籍译者更加关注读者的接受效应，多数译者选择向读者传达该文化意象的实质性内容，个别译者则为了保证叙事的流畅删去那些相对难处理的意象。彭马田（Luo 2018）缩译本既没有对童谣进行阐释，也没有删去该部分内容，而是简单的字面翻译，在有前人译文可参考的情况下，却采用似乎最不合适的翻译方式，个中原因，令人费解。

存着“重文轻武”的文本内容选择倾向

       在翻译活动中，翻译的选择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对于文本的呈现，文本信息的传达，译者的选择会影响到翻译的全过程。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三国演义》外籍译者的“译入”行为，呈现出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在故事情节的选择上存在着“重文轻武”的选择倾向。这里所讲的“重文轻武”，是指译者更倾向于选择翻译《三国演义》中的文戏，而较少翻译宏大的战争场面。在21个节译本中，主要内容涉及战争场面的只有德庇时（J. F. Davis）的“三国志节译文”（Translated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中涉及的刘备协助讨伐黄巾军内容、翟理斯（H. A. Giles）的“战神”（The God of War）、潘子延（Z. Q. Parker）的“赤壁鏖兵”（The Battle of Red Cliff）、杨宪益和乃迭的“赤壁之战”（The Battle of the Red Cliff）、张亦文（Cheung Yik-man）的《三国志演义（卷八）》（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Volume VIII)）、以及罗慕士1976年和1999年两个较长篇幅节译本。如果把涉及赤壁之战的节译本去掉，那么21个节译本中只有两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描写。德庇时在“三国志节译文”中翻译过涉及刘备的内容，该译文主要是为了展现刘备审时度势、射术精良、以德服人、善于谋划的人物特点，更多地是在描述战争进程。相比之下，翟理斯“战神”的译文是《三国演义》英语节译本中为数不多的精彩武戏译本。该译文展现的是关羽诛颜良的战斗场景。在译文中，翟理斯通过颜良连斩曹操两员大将的事实和曹操对颜良武力的忌惮，与关羽一招诛杀颜良形成鲜明的对比，极力突出关羽的勇武。为了突显关羽，在译文中仅保留关羽和曹操两人的姓名，隐去程昱、张辽等人的姓名，颜良也被称为“颜将军”（General Yen），并将该译文命名为“战神”。在翻译关羽冲阵诛杀颜良的细节上，翟理斯十分用心，使用“dash, knock off, cut off, hang round”（Giles, 1923: 200）一系列动词将关羽的勇武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曹操的一句“General, you are indeed no mortal man!”（同上: 201）将关羽直接推上战神的神坛，与篇名形成呼应。翟理斯的译文虽然短小，但内容紧凑、详略分明，用简短的篇幅描绘了出关羽诛颜良的战斗场景，是《三国演义》英译史上，特别是节译本中最为精彩的武戏翻译之一。

       与节译本中寥寥无几的武戏相比，文戏占据英语节译本的大半江山。无论是桃园结义、连环计、曹操之死、舌战群儒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情节，还是孙策之死、于吉之死、左慈戏曹操这些主题鲜明的小故事，都曾被外籍译者选中进行译介。外籍译者对《三国演义》文戏故事的选择也非常多元与丰富，但事实上，他们在故事情节的选择上，容易受到之前译介的文本选择影响，对部分故事情节重复译介。例如，在21个节译本中，连环计就先后6次、被5位不同的译者选择翻译，除罗慕士1999年的节译本外，其余5次都是作为单独文本进行译介。诚然，连环计是《三国演义》故事情节中十分出彩的，但在70年间反复5次翻译，在整个《三国演义》的英译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短时间内对连环计故事情节的反复选择与译介，当然说明女性角色与爱情故事对英语世界读者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也容易给读者带来对《三国演义》全书主旨的错误认识，毕竟连环计并非《三国演义》最为核心的情节，特别是其涉及的人物，基本都是《三国演义》小说中的非核心人物。此外，在貂蝉人物的塑造上，连环计故事情节的译介并不能客观呈现貂蝉的完整形象。

       我们注意到，关于文戏的故事情节，外籍译者还选择不少非核心故事情节进行译介。这不仅有别于中国译者的翻译选择，也和《三国演义》在中国国内传播时的选择有所不同。例如卫三畏（S. W. Williams）在《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中收录孔融的故事片段、艾约瑟（J. Edkins）在《汉语会话》（Chinese Conversation）中翻译孙策斩杀于吉的片段、翟理斯在专著《历史上的中国及其它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翻译曹操杀害华佗的片段、以及阿恩德（C. Arendt）在“希腊与中国文学的相通性”（Parallels in Greek and Chinese Literature）一文中翻译孙峻计杀诸葛恪的片段。这4篇节译文不仅所译内容都是《三国演义》的非核心故事情节，而且都不是以单独的译本形式出现，卫三畏与艾约瑟的译文出现在汉语教材中，翟理斯与阿恩德的译文出现在学术著作中。这让我们认识到，外籍译者在《三国演义》故事情节的选择上之所以“重文轻武”、之所以出现一些非核心故事情节，是因为他们有着非翻译的教学或学术交流目的。与武戏单调的打杀描写相比，文戏更能体现中国文字、文学、文化的精髓，更适合作为教学或学术研究的例证。

       外籍译者的“重文轻武”文本选择观或许能在编译本中找到原因。作为第一个对《三国演义》全书进行编译的外籍译者，郭实腊（C. Gutzlaff）发表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的“三国志评”（Notice of the San Kwǒ Che）一文，带有对《三国演义》故事情节明显的倾向性。在编译刘备迎娶孙夫人的内容时，郭实腊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该部分内容在叙事上无比简洁，用词优美，是该书其它部分无法比拟的”（Gutzlaff, 1838: 243）。相反，郭实腊对《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评价不高。在翻译曹操征张绣的内容时，郭实腊重点译介了曹操割发代首的情节，却删去后面具体的战争内容，还评价该部分内容“索然无味”（同上: 239）。在译述刘备入西川的内容时，郭实腊再次评价“战争细节十分无聊，大量重复”（同上: 243-244）。郭实腊对《三国演义》战争场面的低评价，与这些场面在中国读者的心中是截然相反的。中国读者十分喜爱《三国演义》宏大的战争场面和英雄们高超的武艺。但在郭实腊的编译本中，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重要战役被一带而过，至于官渡之战，甚至都未被提及。文本内容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读者的接受。这些情况，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中外对《三国演义》接受的差异。

注重翻译与研究的互动

       外籍译者不仅翻译《三国演义》文本，还将翻译与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是外籍译者“译入”行为的第三个显著特征。在译介《三国演义》的26位外籍译者中，有不少译者都展现出对《三国演义》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已经超越了传统译者的身份，成为了《三国演义》的研究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汉学家罗慕士。他所翻译的1994年全译本，不仅语言文字准确，更体现出他对三国历史、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研究。他为1994年全译本撰写了长达142页的译后注和79页的后记。以译后注为例，罗慕士充分考虑到《三国演义》中富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对英语世界读者可能造成阅读影响，详细注解了历史、文学、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他在后记中曾表示自己将这些译后注分成3类：“一是在译后注中翻译《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被毛本删除或更改的文本；二是添加毛本中的一些注解；三是《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资料中包含的相关历史信息”（Luo 1994: 1463-1464）。通过梳理和归纳，我们认为罗慕士1994年全译本的译后注主要分成6类。

       罗慕士所做的第一类译后注是对英语世界读者理解《三国演义》最为重要的信息，即书中出现的特色历史文化符号。读者对这些信息的需求最为迫切。《三国演义》中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符号，它们形式多样、种类丰富。无论是不同于英美国家的度量衡，还是特有的古代官职称谓，亦或是一些称谓或主要人物姓名的含义，凡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文化相关的符号，罗慕士都会在译后注中解释说明。

       在度量衡方面，罗慕士在第一回中就分别解释了中国古典对长度、重量与时间的不同计量单位：“A span (chi) was slightly under 10 inches. Six chi made a bu (pace); and 300 bu made a li, about one-third of a mile.”（同上: 1558）；“The jin, approximately twenty ounces, consisted of ten liang, or ‘taels’.”（同上: 1561）；“The watches began at sundown and lasted two hours each.”（同上: 1561）。从这3个译后注看，罗慕士的解释是非常详细的。在长度和重量单位上，他不仅解释了该单位与英制单位的换算方法，也解释了该单位与相关单位的换算方法。在时间单位上，他也将中国古代将夜晚的时间划分解释得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罗慕士做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也显然做了很多的查阅工作，但当我们将他对长度和重量的译后注放在一起对比考察时，却发现一些问题。根据考证，汉朝一尺大约23.2厘米，大约9.1英寸，与罗慕士译后注中提及的略短于10英寸相吻合；他所说的六尺一步，三百步一里，也与《孙子算经》中的记载一致。但不知为何，罗慕士在换算成英里时，却写成了一里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对照计算，实际上一里应为四分之一英里，很有可能是罗慕士的笔误。从长度的译后注可以看到，罗慕士显然做过一番考证，并没有使用现代的公制长度进行换算。但在换算重量单位时，他却使用现代的公制重量单位斤，解释为一斤大约二十盎司，一斤为十两，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汉朝一斤约为222.73克，不到八盎司；二是汉朝一斤为十六两，也就是成语“半斤八两”的来源。不知一向精于考证的罗慕士，为何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对于文中出现的官职称谓，罗慕士尽可能做出详细的解释。针对正文中的官职译名，罗慕士在译后注中通常先给出该官职的汉语拼音，然后对该官职的职位和具体工作进行解释。针对一些特殊的官职，罗慕士还会进行特殊的解释，如在解释中常侍时，罗慕士就对该官职的历史来源进行了介绍（同上: 1559）；而在介绍太傅时，他顺便向读者介绍汉朝没有设置丞相或相国这一官职的情况（同上: 1558）。同时，为了能够让读者将汉语拼音和英语译名对应起来，罗慕士还特意撰写了官职表（同上: 1551-1553）。

       中国人的人名往往都有着特殊的含义。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名字，罗慕士在译后注中解释了部分核心人物的名字。例如在第一回中，罗慕士就对刘关张的名字逐一做了解释。罗慕士表示，刘玄德的“‘玄’字意思是‘红中带黑’，这种颜色暗示了汉朝尚黑之德。该字的另一暗指指向刘邦，他将自己称为黑帝”（同上: 1559）；张飞的“‘飞’字表示‘展翼飞翔’，‘翼德’表示‘辅德之翅’”（同上: 1560）；关羽的“‘羽’表示‘翅膀’，‘长生’表示‘长寿’，是道教用语，‘云长’表示‘永恒如云’”（同上）。通过罗慕士的解释，英语世界的读者就可以了解到人物名字中的隐含寓意，以及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

       罗慕士译后注的第二类信息是解释书中出现的地名及地理信息，主要是考虑到英语世界的读者大多对中国的地名十分陌生。在第二十八回提及荆州时，罗慕士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解释。首先介绍荆州的地理位置、郡县组成、地势走向及首府位置，暗示荆州地域的重要性；其次他对文中出现的“荆州”和“荆襄”两个相似地理概念进行了辨析；最后，他考证“荆襄”这一特殊表述的历史来源与演变过程（同上: 1596-1597）。整个注释从荆州的自然情况到名称考证，逻辑严谨、信息充分，对读者了解三国时期的重要地域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同样是在此回，当提及周仓是关西人时，罗慕士对关西这一地理区域进行了解释，并用美国的荒野西部进行了类比（同上: 1596），方便读者了解。

罗慕士解释的第三类信息，是对相关历史事件或典故的回顾与综述。在第二十六回，关羽给刘备的回信中提到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成语“羊左之交”便是出自该典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国演义》中，编辑部加入尾注，简述了该典故及其含义（罗贯中 1973: 231），目的是通过尾注的解释烘托关羽的忠心。出于同样的考虑，罗慕士也在译后注中描述两人的典故（Luo 1994: 1594-1595）。类似的译后注还有很多，例如在第三十六回元直走马荐诸葛时，罗慕士就解释了“周得吕望、汉得张良”的典故（同上: 1606）。

      《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人物众多，即便是中国读者，也很难记住绝大多数的人物。如何能让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英语世界读者，尽可能迅速地了解书中人物，是罗慕士在译后注中所做的第四种努力。在第三回卢植进言何进不要召董卓入京时，罗慕士添加译后注说明“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之一”（同上: 1563），以告诉读者其在书中的派系与地位。第七回孙坚提出为前部讨伐董卓时，罗慕士又做注告诉读者“孙坚是吴国建国者孙权的父亲”（同上: 1566）；程普刺杀胡轸时，做注提醒读者“程普是孙坚账下最高级的将军”（同上）。在第十八回，当张辽受吕布之命攻打小沛时，罗慕士再次提醒读者“张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同上: 1581）。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罗慕士在正文后专门列出的《三国演义》主要人物表（同上: 1539-1544），也是同样的目的。此举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对小说主要人物的简要说明当然有助于读者记住该人物，但同时也存在影响读者阅读体验的可能。萨特（1998: 96-97）曾说过：“阅读过程是一个预测和期待的过程。人们预测他们正在读的那句话的结尾，预测下一句话和下一页；人们期待它们证实或推翻自己的预测，组成阅读过程的是一系列假设、一系列梦想和紧跟在梦想之后的觉醒，以及一系列希望和失望；读者总是走在他正在读的那句话的前头，他们面临一个仅仅是可能产生的未来，随着他们的阅读逐步深入，这个未来部分得到确立，部分则沦为虚妄，正是这个逐页后退的未来形成文学对象的变幻的地平线。”正如萨特所言，罗慕士的注解会直接破坏读者对人物的预测，也就失去了阅读的乐趣。也许罗慕士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把人物表放在正文之后，注解也采用译后注的形式。

       如果说前述的4类译后注的研究性质属于解惑性质，那么下述两类译后注则更能体现其对三国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两类译后注也是罗慕士在后记中所提到的。第五类是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批注，用于进一步对相关故事情节进行分析与解读。这是罗慕士所做的极为重要的译后注类型。虽然罗慕士1994年全译本以毛本为底本，但在文字安排上与作为普及读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国演义》保持一致，均没有在正文中收录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批注。虽然这样的译文在故事内容上保持了完整，但无法通过毛批感受到毛本的态度，因此，罗慕士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毛批，在译后注中呈现。例如毛本在介绍曹操时，曾举了一个曹操因讨厌其叔父而故意和父亲撒谎的故事。对此，毛氏父子批注：“欺其父、欺其叔，他日安得不欺其君乎？玄德孝其母，曹瞒欺其父、叔，邪正便判”（罗贯中 2015: 6-7）。罗慕士在译后注中将该批注大意译出（Luo 1994: 1561），使英语世界读者能够通过该译后注，感受到毛本三国在尊刘抑曹上的显著倾向。

       罗慕士在1994年全译本中所作的第六类注释是对所注情节在不同的三国故事、史料中的呈现。在这些文本中，又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平话》《三国志》《资治通鉴》中的信息居多，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多角度对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补充描述。例如，在《三国演义》第十六回，袁术遣纪灵帅军攻打小沛的刘备。刘备账下谋士孙乾提议向吕布求助。虽然张飞认为吕布不会前来，但刘备仍听从了孙乾的意见，修书向吕布求助（罗贯中 1973: 139）。关于这段内容，嘉靖壬午本中有部分表述被毛本删去。罗慕士在译本译后注中补齐删除的内容，表示在嘉靖壬午本中孙乾还说了一句“不如弃小沛去投曹操”（Luo 1994: 1578）。细心的读者不妨体会一下两个文本的区别。毛本之所以将孙乾投曹操的建议删去，和他想要突出尊刘抑曹的宗旨是一致的。

       除罗慕士外，还有很多外籍译者也在译介的同时从事着三国相关的研究。这其中既包括郭实腊、翟理斯等对《三国演义》全书总体的绍介，也包括美魏茶（W. C. Milne）、司登得、谢卫楼等对书中核心人物的评介，还包括梅辉立（W. F. Mayers）、邓罗等人对小说文体风格、译介、出版、传播等具体方面的阐释，可以说不仅研究成果丰厚，研究视野也十分广阔。他们的研究对《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结束语

       外籍译者在二百余年的《三国演义》英译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三国演义》英译队伍的中坚力量，是《三国演义》走入英语世界的引路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外籍译者“译入”行为的重要特征：他们在保证译文忠实的前提下，更加关注读者的接受效果；在故事情节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戏剧冲突更强的文戏，而较少翻译宏大的战争场面。他们当中不少人既是译者，也是学者，在翻译《三国演义》的同时，也对小说进行了细致且深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的早期还是当下，都有着这样一批对《三国演义》、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有着深度热爱的外籍译者。可以相信，随着今后《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多维度的持续译介和广泛传播，会有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加入到翻译、传播《三国演义》的队伍中，为中外文明互鉴贡献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三国演义》英译多维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9CYY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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