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胡陈尧：有限的“馈赠”：论翻译批评的利他性

摘  要：受限于“批评”一词所内含的否定倾向，翻译批评时常表现为面向翻译的论争式、摧毁式话语，这无疑阻碍了翻译场域内各主体间对话的建立，也在极大程度上束缚了批评的建构力量。批评应是一种面向他者的敞开，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解蔽，利他性是其本质属性。本文尝试从拓展翻译可能性、促进翻译价值转化和助推翻译理论建构三个层面探讨翻译批评的利他性本质，指出翻译批评是一种有限的“馈赠”，并联系现有批评实践进一步探索翻译批评“利他”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翻译批评；利他性；馈赠；有限性

引  言

       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翻译活动日趋频繁的当下，翻译批评拥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其功能与价值也逐渐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翻译的现象、过程与结果均有待批评的准确把握和深入探析，而经由这一理性介入，翻译批评也搭建起翻译研究内部的互通桥梁，为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研究提供建设性资源。然而，肩负重要历史使命的翻译批评尚未完全实现“自立”，其科学化与系统化建设亟待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批评”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语的“kritikós”，其语义是“判断”“决断”等，并不包含否定和摧毁的倾向。然而，随着语言的历时性演变，“批评”在多数语言和文化中都逐渐生成了负面涵义。批评固有的否定性在实践中难以被根除，而相较于文学批评，翻译批评涉及更多语言和文化的异质因素，批评话语中的否定成分更易占据上风。不难发现，现有的很大一部分翻译批评实践都倾倒向批评“这一概念不可避免的消极时刻”（Benjamin 1986: 89），通过局部的文本对比释出译文中的错误，揭露译文的变形与损失。当前学界对“挑错式”的翻译批评存有一定的质疑声音，认为这种介入式的批评将其话语局限在狭隘的空间内，不利于翻译批评发展成为翻译场域中的一股建构力量。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否定仅是翻译批评的一种基础表征，为更进一步认识翻译批评的功能与价值并探究其实现路径，应透过批评的表象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性质与特征。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对翻译批评对象域的廓清出发，探讨翻译批评否定外衣下的利他性本质，阐释其“利他”的表现及限度，并从其作为一种“馈赠”的有限性中探索利他性批评的实现路径，以期为当下翻译批评研究提供有益思路。

1. 翻译批评的利他性：拓展、转化与建构

       “利他”是中西方伦理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早在18世纪，康德在关于道德责任的论述中就已涉及利他问题：“尽自己之所能对人作好事，是每个人的责任”（康德 1986：47）。康德将利人行为划分为为己利人和无私利人，并将后者视为真正出于责任的行为，这一观点虽不直接指向“利他”概念，但其中关于利人行为及相应动机的辩证思考显然已触及利他主义的核心问题。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以拉丁文的“alter”（其他的）为词源，首次提出了“利他性”（altruisme，又译“利他主义”）概念，用以指代一种为增进他者利益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一精神的实质在孔德看来可被概括为“依恋”（attachement）、“崇敬”（vénération）和“仁慈”（bonté）三种人性的本能，而利他性正是“令善意的本能胜过利我的冲动”（Comte 1929: 91）。孔德将利他性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引入实证主义伦理学，认为“为他人而活，这是一切实证道德的自然总结”（Comte 1929: 700-701），其突出贡献之一在于对“利他”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使之从道德哲学的宽泛思辨中独立出来，具有了明确的内涵与边界。孔德关于利他性的思考在西方学界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认可利他性之于生命延续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孔德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我保存”的道德原则，提倡利他与利我之间的调和。近代以来，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从各自视域出发，探讨自然进化和社会文化规训等内外部因素对人类利他性的塑造及影响，从而衍生出“纯粹的利他”和“利我的利他”两大利他性的基本表现形式，“利他”的内涵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此外，在以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利他伦理关系。正如冯友兰（2013：71）指出的，“仁义的本质是利他……墨子的兼爱，目的也是利他，在利他这方面他甚至比儒家的调子更高”。儒家提倡人应秉持爱人之心，克制私欲，为他人谋取幸福，而墨家更将这种“爱人”上升到平等、无差别的“博爱”，两种观点的精神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康德以及孔德的利他思想相吻合。

       翻译批评是具有显著对象性的活动，批评活动的存在便势必意味着某种“他者”的在场。现实中的批评话语需紧密围绕翻译现象、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翻译结果、翻译理论等具体对象展开，这些对象共同构成了翻译批评的“他者”，也使得翻译批评自始至终位处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当中，并力求通过对这一关系的妥当处理促进批评对象及自身价值的实现。由于立场和视域的差异，翻译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固然不乏交锋乃至否定，但翻译批评作为相对更具理性精神与主动意识的一方，其致力于建构与维系的应是一种“利他”的伦理关系，利他性是翻译批评的本质属性之一。这种利他性集中体现在翻译批评拓展翻译可能性、促进翻译价值转化和助推翻译理论建构三个维度。

1.1 拓展翻译可能性

       翻译批评以广义上的翻译为对象，其利他性首先体现在对翻译可能性的拓展。根据现代诠释学的观点，话语一旦以文本的形态被固定，便必然与其来源产生间距，文本对世界及言说主体的指涉被悬置，话语的发起者以及话语诞生时刻的诸多外部条件无法再对其施以影响，相对自治的“文本世界”（le monde du texte）得以形成，且面向新的联系积极敞开，诠释者“能够居于其中，以投射最为自我的可能性”（Ricœur 1986: 115）。作为一种以理解和阐释为基本内容的实践性活动，翻译所面对的是脱离原初语境和作者意图决定性影响的文本，不同翻译主体因而能够选择不同立场、以不同方式将译文呈现。在这一点上，翻译行为始终根植于并表现出丰富的可能性。然而，受经验层面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翻译结果的某一特定译本只能表现出翻译多重可能中的一种，翻译潜在的可能性无法仅依凭自身实现具象化和语境化，而有待批评的揭示与引导。

       翻译无定本，翻译活动所呈现出的始终是一种“未尽”之势，“译本在其遭遇矛盾与解决冲突相交织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不断更新与完善、不断丰富与成长”（刘云虹 2017: 615），这一点已通过现实中屡见不鲜的复译现象得到充分验证。相对于初译，复译本身即是一种批评，其存在的必要性正是基于前译的某种“不足”，其在翻译计划和方法等层面表现出的差异则是对前译的“无声”批评。然而，复译的产生并不必然意味着原作生命的延续，复译行为所内含的批评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与自发性，这使其极易受到翻译场域多种内外部因素影响而演化为一种盲目且无增益的文字工作，在此类情况下，翻译的可能性实际并未得到拓展，而亟待作为“批评之批评”的翻译批评的理性介入。对于存在缺陷的前译，翻译批评应将重心置于其于复译中取得完善的可能性与可行的限度上，置于其成长的轨迹与相应的途径上；此外，翻译批评还应就文体选择、方法策略、传播接受等具体问题进行思考，为复译活动勾勒合理的行动空间。这一空间既不应过于宽泛，也不应过于具体、排外，因为“翻译的生命正在于同一部作品前后相继或同时存在的译本无法预见的多样性中”（Berman 1995: 49）。在这一点上，翻译批评的利他性表现为对翻译可能性的维系与拓展。

1.2 促进翻译价值转化

       翻译的可能性得以拓展，更为重要的任务便是将这一可能性切实转化为价值。“翻译批评究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其自身价值在于促使批评对象的意义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胡陈尧，许钧 2021: 10），也正是在促进翻译价值转化层面，翻译批评的利他性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翻译是一项创造价值的活动，“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正是这种创造精神构成了翻译的创造价值的源泉”（刘云虹，许钧 2017: 58）；然而，翻译价值的实现并非单向度的推进或一蹴而就的跨越，而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阶段性演进过程，这要求作为“另一种目光”的翻译批评深入至翻译的对象选择、语际转换及传播接受的全过程，充分发挥监督与引导作用。在这其中，围绕翻译接受展开的批评尤为重要，因为翻译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翻译成果进入目的语读者视野并切实产生影响。以学术外译为例，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优秀中华学术成果的外译，遴选代表性作品与高水平译者，协同海外权威出版社，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然而，若将译本的问世视为标志中华学术“走出去”的重要节点，那么位处这一节点之后、事关学术成果“走进去”的翻译传播与接受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健全的学术外译传播评估机制。因此，在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提高中国优秀学术成果国际影响力方面，翻译批评仍有待进一步介入翻译与接受的现实语境，助推价值转化的进程。此外，应用翻译批评的价值促进作用同样值得关注。相较于文学和学术翻译，应用类翻译实现价值转化的周期更短，其翻译成果通常可直接应用于相关领域的生产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应用翻译无需批评的理性介入。当前科技、法律、商务等领域的应用翻译面临译者队伍庞杂，术语混乱，质量评估缺席等不容忽视的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影响相关领域研究和实践的健康有序进行。受应用翻译本身的特质影响，应用翻译批评的关注对象通常相对微观、具体，如“注重翻译技巧，聚焦翻译的语言层面、意义层面、问题层面等”（傅敬民，王一鸣 2017: 4），其利他性也因而能够更为直观地得到体现。

       翻译活动涉及多重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翻译批评一方面将局部的现象和观点反馈至主体，另一方面也借助理性的分析与判断对局部予以有效疏导和系统整合。因此可以认为，以“居间者”形象活跃于翻译场域中的翻译批评并不直接输出价值，而旨在以“利他”的姿态促进翻译价值的转化。

1.3 助推翻译理论建构

       作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纽带，翻译批评在原则、标准、功能等层面均对翻译理论表达出诉求，而与此同时，翻译批评也“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进行检验、促进和指导”（刘云虹 2015: 63），其利他性因而也充分表现为对翻译理论建构的推进。理论是经由系统推论而产生的理性认知，为对实践产生普遍的指导意义，理论应保持相对的稳定；然而，翻译是一项具有鲜明实践性的活动，随着历史演变，翻译实践也在变动不居的各类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动态发展，这就要求翻译理论在确保自身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同时不断实现视野的拓展和观点的更新。理论固有的“惰性”与实践不可抗拒的“活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抵牾，而批评正是实现调和的重要途径。翻译批评从翻译基础理论出发，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翻译实践，并在过程中反观理论层面亟待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从而激活理论，推进翻译理论的拓展与深化。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翻译批评都明确以翻译理论建构为直接目标，现有的部分批评实践将目光聚焦至相关翻译文本或翻译事件本身，但这并不妨碍其间接地参与进翻译理论的建设进程之中。以《红与黑》汉译大讨论这一我国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为例，通过刊发评论文章或回复问卷等多种形式参与讨论的不仅有翻译研究学者，还有分属不同年龄阶段、来自不同行业的普通读者。显然，其中大量反馈意见都远未上升至理论建构的高度，但这些意见却“为我们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层面”（许钧 1996: 89），有助于学界对文学翻译基本问题认识的深化。由此可见，翻译批评在理论建构层面的“利他”未必表现为主动施为，当多元的批评视角形成互补，不同的批评声音形成合力时，理论的建构与深化将是必然结果。

2. 有限的“馈赠”：翻译批评“利他”的实现路径

       翻译批评始终面向“他者”，其利他性在总体上表现为致以批评对象的一种“馈赠”。然而，这种馈赠是否意味着无限施予？如何把握翻译批评“利他”的限度？这是拓展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研究路径应予以重点思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法国现当代思想界对“馈赠”（offrande）概念的阐发提供了具有启示性的参照。为对各类形式的“中心主义”予以解构，法国现当代学界对他异性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offrande”也因其包含的异质伦理维度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概念。在不同理论语境中，“offrande”通常可被理解为“祭品”“供奉”“馈赠”等，这一系列译名也从侧面表现出该概念本身的丰富性与发展性。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将“offrande”视作亟待被不计回报地消耗的“祭品”，主体通过献祭过剩能量而获得至高性。在巴塔耶看来，“被奉献的祭品无法被归于现实范畴”（巴塔耶 2019: 109），“祭品”与有用世界的联系被割裂，其所呈现的奉献因而是无限、不可返还的。在巴塔耶的基础上，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尝试破除“offrande”所包含的宗教与死亡特征，进而将其阐释为一种致以他者的“馈赠”：“馈赠仅保留了呈现的行为……被提供的事物保持在一个限度，在迎接和接受的边缘被悬置——它只能采取馈赠的形式”（Nancy 1990: 185）。相较于巴塔耶的“祭品”，南希的“馈赠”表现出显著的节制性与有限性：“馈赠并未将整体给予，它并未将整个在场的无限性给予”（Nancy 1990: 186）。回到翻译批评的问题上，诚然，批评以“馈赠”的形式实现了自身利他性的外显，但这种馈赠并非“遗弃”，也绝非单向度、无限制地向他者敞开；为维持自身的自治性并切实产生价值，馈赠必须是有限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便在于把握馈赠中被“悬置”的部分，厘定馈赠的有限性与批评利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继而在切实有效的限度内探索翻译批评“利他”的实现路径。

2.1 建构中的破除，提升翻译批评客观性

       翻译批评的利他性决定了批评主体始终面向他者敞开自我，促使翻译批评“作为一种建设性的、丰富的批评得以实现”（Berman 1995: 97）。但与此同时，这一实现也包含一种危险转变的可能，即翻译批评的利他性被片面理解，使批评话语演变为“只说好话”的佳译赏鉴，质疑、否定的声音则被视作消极部分一律拒斥在外。加拿大翻译学者芭芭拉·戈达尔（Barbara Godard）曾撰文指出贝尔曼对《致就寝的恋人》（To His Mistress Going to Bed）法译本的批评中存在大量富有攻击性的词汇：“通过诸如‘有害的翻译’一类的表述，贝尔曼为其分析引入了一种与先前宣扬的‘他者作为他者本身’相去甚远的伦理维度”（Godard 2001: 71）。戈达尔在此处的观点显然有待商榷：首先，戈氏将翻译批评中的揭露和破除与封闭、消极的伦理取向混淆；翻译批评的利他性并不意味着对他者的一味认可，批评主体理应表明自身立场，其立场或与译文（译者）相对立。此外，戈达尔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贝尔曼“攻击”矛头所指向的是译者的翻译计划，而非译者及其翻译行为本身。贝尔曼充分肯定了弗吉耶（Fuzier）和德尼（Denis）两位英语文学研究者的翻译水平，但囿于翻译计划的严重失误，其译文难以避免地产生了缺憾，而若这一“有害的”翻译计划不得到及时纠正，还会有更多消极的译文随之产生。由此可见，贝尔曼批评表面的否定实则包含深层次的建构意义，其性质与价值不应仅从遣词层面予以评判。

       在我国第一部文学翻译批评论著《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中，许钧从译介历程、形象风格和整体效果等层面对《追忆似水年华》的汉译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批评实践立足于“他本人在这一文学名著翻译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积累的经验”（刘云虹 2020: 84），以建构为目标的破除在其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在评价这部由十五位译者合作完成的译本时，作为译者之一的许钧坦言：“十五位译者的译文与原文相比，都有不少‘失’，原文的特色和作者精心营造、刻意追求的风格都不同程度地有些‘走样’或者‘不吻合’的地方”（许钧 2012: 159）；随后，他从遣词、句法、章法、修辞和语域等多个层面逐一论证了译者风格再现中有待商榷的部分。然而，这一“揭露”并不旨在对该项翻译工作本身予以否定，相反，批评者充分肯定了《追忆似水年华》全集的出版之于中西文学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将其誉为对“巨大的空白”的填补。也正是基于对既有译本所包含的翻译方案的部分破除，更为连贯、风格统一的译本才得以在新的翻译视域内生成。

       翻译批评是不断处理破与立辩证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批评者的目标是建立起真实。真实并不等同于正确，正确是主观意识的评判，趋向于无限，而与客观世界关联的真实则始终是有限的。在这一意义上，翻译批评的利他性应表现为对有限之“真”的探寻，这要求批评话语尽其可能地贴近翻译现实，在不可避免的主观判断与阐发中力求一种客观视野。换言之，正如鲁迅所言，“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 1981: 514），翻译批评在经验意义上的破除不会阻碍其伦理意义上的利他性，反而是批评对象得以完善和成长、批评利他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唯有破立并举，提升批评话语的客观性，翻译批评才能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利他”的建构性力量。

2.2 向心中的离散，强化翻译批评反思性

       为使翻译批评具备针对性与导向性，批评话语应聚焦特定的翻译问题，这一“向心性”既构成翻译批评的基本特质，也是其利他性得以彰显的必要前提。与此同时，为确保自身话语的科学与客观，翻译批评始终对理性精神有所诉求，它“需要理性的理论规范和理性的反思活动对其加以完善和改进”（王宏印 2019: 62）。居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翻译批评实际面临着自我定位问题，对批评对象的过度偏倚包含着丧失批评理性的风险，甚至危及翻译批评自身的自治空间。因此，在“向心”式的批评过程中，翻译批评亟需有限的“离散”。

       翻译批评有限的“离散”在贝尔曼的批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论著《翻译批评论：约翰·多恩》（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 John Donne）中，贝尔曼就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致就寝的恋人》一诗的法译文展开批评，这一批评实践严格遵循其本人在现代诠释学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翻译批评模式，内容详实且富有针对性。尤值得一提的是，在其批评的最后两个环节“建设性批评”与“翻译的接受”之间，贝尔曼插入了一个题为“散文：诗之他者”的独立章节，用近三十页的篇幅对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论证。在这一部分，贝尔曼对阿兰、马拉美、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观点予以引述，旨在证明每一种语言传统中都存在散文元素，其与诗歌并非不可兼容，散文“作为通俗、日常的语言，使诗歌语言焕然一新”（Berman 1995: 203）。随后，贝尔曼分析了波德莱尔诗歌中的散文体结构，进而将诗歌的散文化上升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书写特征。贝尔曼的该部分论述表现出显著的离散性，却并未完全脱离批评对象而成为一种“离题”的书写。具体到诗歌翻译问题上，贝尔曼表示：“显然，诗歌翻译……只能在现代诗歌的散文化空间中开展”（Berman 1995: 216），具体的翻译原则应是“节制”（sobriété）和“散文化”（prosaïsation）。基于这一观点，《致就寝的情妇》的两位法译者排斥散文体要素，以“纯粹诗体”翻译多恩的计划便注定只能构拟出一种理想化的蜃景，最终无法获得其旨在寻求的“诗性”。通过适度的“离散”，贝尔曼旨在强化其批评的反思性，使批评话语摆脱感性的正误评判而获得更加强大的知性与理性力量，这一力量无疑将助推翻译批评“利他”目标的实现。

       回到翻译批评的自我定位问题，批评话语的“向心”与“离散”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翻译批评的活动空间。翻译批评应围绕批评对象开展反思性工作，而这种反思通常以一种“离散”的形式呈现：批评主体不应过度贴近批评对象，而应保留适当间距对其予以审视，在有限空间内充分拓展问题域。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一有限的“离散”，翻译批评的理性空间得以扩容，批评话语也避免沦为批评对象的附庸，从而切实产生“利他”的效应。

2.3 利他中的利我，巩固翻译批评自治性

       探讨翻译批评的利他性势必会涉及一个重要论题，即“利他”与“利我”间的辩证关系。馈赠行为发生在赠予者与受赠者之间，因而势必对二者同时产生影响。南希认为“馈赠”并不意味着向某个对象或目的完全献出自身，赠予者“只在交流中，而非共同中，追随自身及其回撤”（Nancy 1986: 192）。在他看来，给予馈赠的主体始终有所保留，他将与己相关的一切先验预设悬置，同时也使自身处于悬搁之中。这种悬搁状态使赠予者以本真面貌向他者敞开，同时也保留了“回撤”（retrait）至自身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而在利他中保存了利我的维度。在这一点上，翻译批评的“馈赠”具有相似的轨迹：翻译批评以“利他”的姿态介入翻译实践，但这种介入始终是有限的，批评之所以成为批评的部分被悬置，批评话语继而能够经由经验层面的迂回折返，实现翻译批评自身的建构与完善。关于这一点，我国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经历了“五四”文学批评、抗战文学批评、新中国文学批评、新时期文学批评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阶段，批评重心实现了从社会政治、人性人情到文化审美的阶段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批评积极介入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展开密切互动，在中国近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转型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学批评自身在这一历程中的成长变化。介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间，文学批评在促进两者发展的同时也从中汲取资源，进而复归自身以实现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完善，具体表现为对西方批评理论的吸收、整合与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探索是其中的典型例证，这是一个“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和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黄念然 2012: 154），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生成其中国形态。因此，可以认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在利他中实现了利我，更准确地说，是实现了以利他为目标的利我。翻译批评与文学批评在本质、原则和方法等层面具有共通之处，作为两者中相对薄弱、发展滞后的一方，翻译批评自治性的巩固理应从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中获取经验。

       作为利他主义的提出及捍卫者，孔德并未将利他视为一种朝向他者的无限馈赠，而是保留了利我存在的合法性，将利他和利我均视为人类的固有冲动。同理，以利他性为本质属性的翻译批评始终包含有限的利我维度，这一维度不是消极、排外的负面因素，反而是翻译批评获得并巩固自主地位，更为科学、有效地介入翻译实践的前提与保障。翻译批评利他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自身的建设程度，唯有当有限范围内的利我因素被认可且有效服务于利他的实现时，翻译批评才能够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有益的“馈赠”。

3. 结  语

       “利他”是以他者利益优先的一种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主体的一种自我认知。作为翻译场域内相对动态、活跃的因素，翻译批评能够密切介入翻译实践，激活翻译活动中各要素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批评表现出显著的利他性：批评话语并不停留于对批评对象缺陷的揭露与否定，而是通过知性的阐释和理性的反思构筑翻译的可为空间，实现对翻译价值的转化和对译学理论的赋新。然而应认识到，翻译批评对他者的“馈赠”并非无限，而应始终包含有限的敞开、适度的离散和必要的回撤，也正是基于这一有限性，翻译批评才得以发展成为“一种自省的，使自身特性主题化并因此产生方法论的形式”（Berman 1995: 45），其话语实践才得以在“自立”的基础上生成“利他”的力量。基于此，当下的翻译批评研究应明确翻译批评的利他性本质，把握批评对象域的同时拓展自身问题域，促使翻译批评成为一种有限且有益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