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底本的选择在译者翻译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和态度。就《三国演义》英译者的底本选择问题而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译者底本选择上的高度统一；二、英译早期存在混淆三国历史与小说的情况；三、英译早期编译本译者对底本的考察之多和研究之深。同时，译者在选择底本时受到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这包括译者对译本的了解情况和译介形式等内在因素，以及所处时代版本的流行度和出版者等外在因素。考察译者翻译时的底本选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翻译古典作品时底本选择的复杂性，以及底本在翻译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三国演义》；底本选择；译者；译本
一、引言
底本选择是译者翻译选择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底本的选择不仅决定了译本的呈现，影响着译本在目的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同样也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与态度。有些译者会在翻译前深入研究拟译文本的各个版本，谨慎决定作为原文本的底本，甚至会根据需要在翻译中交叉使用不同的版本作为底本。例如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就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版本。他曾表示“不能坚持只忠实于任何一个本子。第一回我主要用的是高鹗的版本，因为它虽然没有其他本子精彩，却更具有一致性；但在随后的章回里我经常用的是某一抄本，甚至偶尔自己也做过点小改动”（Hawkes 2014: 56）。沙博理（Sidney Shapiro）在翻译《水浒传》时，也把金圣叹和容与堂的版本糅合在一起作为翻译的底本，原因是“可以把梁山好汉及宋江之死的全部故事介绍给读者”（沙博理 1984: 29）。不过，也并非所有的译者都十分在意拟译文本的版本问题，这一方面与译者对拟译文本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拟译文本本身的版本差异与流变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三国演义》二百多年的英译史上，译者们的底本选择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聚焦《三国演义》英译者的底本选择问题，揭示他们选择底本的特征，并就影响他们底本选择的内因与翻译外部因素做一探讨。
二、译者底本选择的特征
《三国演义》英译底本的第一个特征，也是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译者底本选择上的高度统一。除去未直接翻译原文的编译本、阿林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和艾克敦（Sir Harold Mario Mitchell Acton）、杰米森（C. A. Jamieson）等改变文体形式的译本、以及倭纳（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在《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in China）中转译的个别句子与段落外，其余所有英译者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毛本三国作为翻译的底本。特别是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和罗慕士（Moss Roberts）的两个英语全译本，都以毛本作为翻译的底本①。罗慕士在其全译本的后记中明确他的全译本“是基于毛本翻译的”（Roberts 1995: 1463）。邓罗的全译本虽然并未提及使用的底本，但通过文
本比对可以发现，译文文字和毛本基本一致，因此也可以断定其所用底本为毛本。
从《三国演义》英语全译本的底本选择上看，它和其它三部中国文学四大名著的英语全译本的底本选择情况是有一定区别的。《红楼梦》的两个重要全译本，在底本选择上有着较大的差异。霍克思根据自己的理解，在程乙本的基础上，把多个底本的内容杂糅在一起。杨宪益和戴乃迭则请教了吴世昌等著名的红学家。杨宪益后来回忆选择《红楼梦》的底本时表示：“他（吴世昌）帮助我俩参照了该书多种手抄本和印刷版，择善而从，编成了我们翻译的这个本子”（杨宪益 2001: 241）。《水浒传》的英语全译本底本情况也和《红楼梦》类似。沙博理的《水浒传》全译本底本是金圣叹版本和容与堂本的结合；赛珍珠（Pearl S. Buck）的译本和杰克逊（J. H. Jackson）的译本则使用了金圣叹的版本作为底本；登特·杨父子（John & Alex Dent-Young）的译本底本则是基于百廿回的《水浒全传》。《西游记》英语全译本的底本情况相对较好，余国藩（Anthony C. Yu）和詹纳尔（W. J. F. Jenner）都使用了明代世德堂刻本作为底本，唯一的区别在于余国藩是以1954年作家出版社的《西游记》，詹纳尔则是用了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这也和两人开始翻译的时间相近有很大的关系。
不光是全译本，《三国演义》其它各类英译本也基本均采用了毛本作为翻译的底本。虽然绝大多数的译者并未留下任何文字说明他们当初在翻译时选择了哪一个版本作为底本，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不难判断其底本选择。第一，《三国演义》英译的首译者是1820年的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此时距毛本最早的1679年醉耕堂精刻本已经过去了141年，毛本也早已成为了当时最为畅销、读者最为熟悉的三国版本，在通常情况下，译者均会选择毛本作为翻译的底本。第二，《三国演义》几大系统的版本内容与情节差异很大，语言文字的区别也十分明显，特别是毛本在回目数和回目名上和之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因此，通过这些版本的区别，也能够判断出英译者所选择的翻译底本。
《三国演义》英译底本的第二个特征，是在英译的早期存在混淆三国历史与小说的情况。这类情况的主要表现是：无论是从译文的文字还是内容上看，译者选择的底本都是毛本，但译者却在译名、注释、评论等文本中表示其所翻译的是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同时，在英译的早期，还存在着译名不统一的问题。此类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当属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郭实腊的“三国志评”（Notice of the San Kwǒ Che）是英语世界的第一个《三国演义》编译本。在该编译本中，郭实腊以一个编者的身份向读者译述了三国，但文中多次出现描述性矛盾，不仅说明他的确混淆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也同样看出他并不十分了解明代以来《三国演义》各个版本系统的演变。
文中能够看出郭实腊在谈论《三国志》的地方有两处。一，郭实腊将该编译本取名为“Notice of the San Kwǒ Che, or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during a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seven years, from A. D. 170 to 317”（Gützlaff 1838: 233），很明显，该译名指向的是陈寿的《三国志》。二、在描述该作品的创作时间时，郭实腊表示“当人们意识到该作品创作于1400年前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中国的文学天才在很久以前就已出现”（Gützlaff 1838: 233）。
虽然郭实腊在标题及作品创作时间的描述上都将底本指向了《三国志》，但在对该段历史的译述上，却又是很明确的指向了《三国演义》。郭实腊在对三国历史脉络的详细译述中先后提及了连环计、过五关斩六将、洞房续佳偶、刮骨疗毒等小说中的经典情节。同时，在译述洞房续佳偶时，郭实腊还表示“该部分内容语言简练、表达优美，胜过全书的其它部分”（Gützlaff 1838: 243），这显然和《三国志》的记述没有任何关系。
遗憾的是，虽然我们通过比较可以明显看出郭实腊混淆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但却难以确定他编译所使用的底本。最主要的原因是郭实腊采取了编译的方式，我们无法从文字上与原文进行比对。从“三国志评”的内容上看，他使用的底本更像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批评本的结合。因为在该文的开始处，郭实腊提到“该书不下24卷”（Gützlaff 1838: 234），这说明他使用的底本应当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但在文末，他又提到“汉语学习者能够在每章的开始处发现上一章的评注，同时在文中经常穿插着大量的注释”（Gützlaff 1838: 249），这显然是批评本《三国演义》的风格。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也混淆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在第12章“中国的雅文学”（Polite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中，他首先关注《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在简单提及《史记》和《资治通鉴》之后，卫三畏就将目光转向了陈寿的《三国志》。卫三畏写道：“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几部作品能比陈寿的《三国志》更为有名”（Williams 1883a: 677）。这一表述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虽然卫三畏把《三国志》放在了“史部”进行介绍，但显然，在他心中，《三国志》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样，在第17章“中国的历史与纪年”（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China）中，卫三畏再次混淆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将《三国志》当成了文学作品：“《三国志》描述了这一时期（东汉末年）的混乱，但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充其量也只能被看做历史小说”（Williams 1883b: 164）。
在《三国演义》英译的早期，由于“演义”的文体属性还未明确，因此部分译者在翻译《三国演义》时，译名并不统一。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三国志节译文”（Translated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和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的两个译文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德庇时的“三国志节译文”是英汉对照，题名中将《三国演义》明确译为“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Davis 1834: 153）。“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指的不是《三国志》。在译文之前，德庇时自己撰写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在介绍中，德庇时使用了“The Historical Romance of San-kwǒ”（Davis 1834: 153）的表述，是英语世界最早使用“historical romance”的译者。德庇时十分关注《三国演义》的文体特征，在他看来，“《三国志》（San-kwǒ-che）更像是历史小说而非史书”（Davis 1865: 66），但对于译本的译名，德庇时还未能统一。相较于德庇时，美魏茶在其两次译介的题目上采取了不同的译名处理。在“黄巾起义”（The Rebellion of the Yellow Caps）译名上，美魏茶使用了“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但在“评孔明”（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óh Chí）中，他又改为了“San Kwóh Chí”。不过，两者只是表述上的差异，美魏茶并不是使用了不同的底本或混淆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黄巾起义”的第一段，他就解释“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是San Kwǒ Che的另一种表达”（Milne 1841: 98）。同样，在“评孔明”的文章开始，他也说明了“San Kwóh Chí或称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Milne 1843: 126）。所以，与德庇时一样，美魏茶也只是未能统一译本的译名。
《三国演义》英译底本的第三个特征，是在英译的早期，编译本译者对底本的考察和关注相对更多，研究也更为深入。相较于其它译本形式，编译本的译者因为要对《三国演义》有整体的把握，因此往往会结合自身所学，查阅更多的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优秀译者必备的素质。江枫就曾表示：“翻译作为一个过程，第一步当然是对原作的理解，而且必须力求甚解”。（江枫、许钧 2010: 98-99）吕同六也曾特别提及翻译与研究的关系：“文学翻译离不开文学研究，研究也需要翻译。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文学翻译不是对原作依样画葫芦的简单劳动，不是‘传真’。它是科学的、创造性的劳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需要对作家，对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明，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与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是翻译的前提，是翻译的指导，并贯穿翻译的全过程。”（吕同六、许钧 2010: 74）在《三国演义》英译的早期，很多节译本译者往往是因为个人兴趣所翻译，因此对底本的考察并不仔细。相反，编译本的译者因为是译述结合，文本类型导致他们需要对作品进行评论，所以这些译者会更加关注底本。在分析上一个特征时我们提到的郭实腊和卫三畏，其实都能看出，虽然他们在编译时混淆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但至少也说明他们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和版本流变是有着一定的了解的。德庇时和美魏茶在译本名称的选择上虽然有前后不统一的情况，但这是由于当时还缺乏对《三国演义》文体的统一，也是通过他们这些译者的不懈努力，《三国演义》的英译才会越发的成熟。
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在“汉籍叙录”（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Chinese Books）中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介绍，虽然他没有直接翻译《三国演义》的文字，但他不仅介绍了小说的主要内容、译介和出版情况，还对之前译者翻译中的理解错误进行了纠正。在梅辉立在文中表示：“在英语世界最为详细的两个《三国演义》评述中，均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错误，即它们都混淆了演义和历史”（Mayers 1867: 103）。随后，他指出了卫三畏和郭实腊二人的具体错误表述。最为重要的是，梅辉立从前人的错误出发，谈到了自己对《三国演义》的考察和认识，只可惜他的一些表述也存在错误。例如，梅辉立表示“与《三国志》的标题密不可分的是著名的评论家金圣叹，《三国志》在文学上的名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评语和大量的注释”（Mayers 1867: 103）；“《三国演义》的点评工作完成于1644年，批评本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至少是在中国人眼中），这让金圣叹和他的评本一样在他的同胞中家喻户晓”（Mayers 1867: 103）。从当下《三国演义》的研究情况来看，金圣叹不仅从未点评过《三国演义》，甚至连毛本所载金圣叹序是否真为他所做都还存疑，因此，梅辉立所述的情况并不全部可信。不过，我们不应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近二百年前的文章，梅辉立在“汉籍叙录”中对《三国演义》的编译还是体现了他对翻译底本的高度关注，以及他的学术严谨。他在文中表示：“金圣叹在序中说明了他所做的点评工作，包括他基于古本对文字进行了广泛的修订，删除了夹杂在正文中的荒谬注释和错误诗句，最为重要的是，将伪称李卓吾所做的评论全部删除”。从梅辉立的文字上可以发现，他应当是混淆了金圣叹所作的序与毛宗岗所作的凡例，导致了张冠李戴。这也许不完全是梅辉立的问题，早在汤姆斯首次英译时，金圣叹的序就被作为重要的副文本翻译，作为学生译员的梅辉立，出现作者的张冠李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他在文章结尾也提到，“以前在中国各大城市都能买到的精美版《三国志》，除了偶然的机会，现在已经不可能买到了。苏州的印刷版块因为农民起义被破坏，广东的书坊街在1857年被轰炸焚毁，这些都对中国的图书贸易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Mayers 1867: 104）。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手中的版本并未明确序和凡例的作者。不过，他的这一编译本，事实上已经对当时英语世界《三国演义》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正本意义。
邓罗是继梅辉立之后，又一位关注三国底本问题的译者。1990年他在《中国评论》评论性文章“三国”（The San-Kuo），对《三国演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其中一些表述直接涉及底本问题，另一些能够看出他对底本的关注和研究。首先，邓罗在该文中为陈寿所著《三国志》正名，认为“该书也许应被称为真正的《三国》或者《三国志》，而大多数人所说的《三国》，其实是演义，或者梅辉立所述的‘历史演绎’（Paraphrase of History）”（Brewitt-Taylor 1890: 169）。相较于学生译员的梅辉立，身为福建船政学堂教师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派遣官员的邓罗，他的澄清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和梅辉立一样，邓罗同样提到了金圣叹，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邓罗将金圣叹的序和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内容混在一起，并统称为金圣叹所作。这不禁让人再次联想起梅辉立在“汉籍叙录”所描述的该时期三国版本的毁坏。也许邓罗所犯错误也和此有一定关联。但从文字上看，邓罗显然是对金圣叹的序和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进行了详细的阅读和研究，虽然对部分文字的理解和翻译还有瑕疵，但足以说明他在翻译的同时，对文本相关的历史、版本、内容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在邓罗之后，随着《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越来越多，传播也越来越广泛，除了编译者外，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注意到《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诸如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甘霖（George Thomas Candlin）、斯蒂尔（John Clendinning Steel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倭纳、罗慕士、彭马田（Martin Palmer）等人，都借助于副文本、讲座等方式提及了翻译的底本问题，这说明译者群体越发关注《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
三、译者内因对底本选择的影响
“一个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自身的原因，形成一种自主的翻译选择”（许多 2021: 39）。无论译者在翻译《三国演义》时是否特别关注了底本的问题，他一定会在翻译前选择一个底本，并有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随着自身对底本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对之前选择的底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诚然译者在底本选择过程中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外部因素影响，但其自身的内因往往是底本选择的最直接和最关键因素。那么，究竟有哪些译者自身的内部因素会影响和决定底本选择？
第一，译者对罗贯中祖本创作以来的各个《三国演义》版本、以及《三国志》《三国志平话》等相关作品的了解情况，是影响其底本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上文归纳《三国演义》英译者底本选择的特征时，我们曾发现译者们的选择高度统一。这里当然有毛本三国本身质量很好、流传度很广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译者本身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在《三国演义》英译本的译者中，有部分译者对《三国演义》相关的版本情况了解较为清楚，甚至是经过了详细深入的版本比较和研究之后才确定翻译底本，也有部分译者并不十分了解《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直接将其所接触到的版本作为了翻译的底本。
第二，译者对底本的选择和其所决定采用的译介形式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在上文归纳《三国演义》英译者底本选择的特征时曾提及，在英译的早期，编译本译者对拟译底本的考察和关注相对更多，研究也更为深入。虽然从结果上看，译者们都选用了毛本三国作为底本，但针对不同形式的译介，译者往往对拟译底本的关注度有所区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罗和罗慕士在全译时对拟译底本的考察。邓罗1925年的全译本虽然并没有提及所选底本以及底本选择的过程，但从他1990年在《中国评论》发表的评论性文章“三国”中，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他对毛本三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该书非常精彩，且精彩程度会随着故事的展开而提升”（Brewitt-Taylor 1890: 169）。因此，在准备翻译全译本时，他已经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不会像初译《三国演义》的译者那样，对各个版本进行重新考察。至于罗慕士，他是目前为止对《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最为深入的译者。他在全译本后记中详细论述了《三国演义》的历史起源、小说文献来源、各个历史时期三国故事流变等诸多和《三国演义》版本相关的问题。同时，他还是唯一一位直接透露底本选择原因的译者。罗慕士在译后记中表示，他之所以选择以毛本为底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国演义》为底本，是因为“想把这部作品在中国一直以来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形态呈现给读者”（Roberts 1995: 1463）。相比之下，节译本译者，特别是一些片段译文译者，他们对底本的考察就简单很多。这些译者往往是因为阅读到三国中的某一个小故事而引发了翻译的兴趣，可见译介的形式、译文的长短，都是影响译者底本考察与选择的内部因素。
四、翻译外部因素对底本选择的影响
翻译是具有社会性的。“翻译活动始终是人类各民族、个文化交流的一种主要的方式”（许钧 2014: 47）。译者对拟译作品的底本是否具有绝对的选择权，从当下学界对翻译的理解上看，恐怕是否定的。许钧曾表示：“影响翻译的因素很多，对译者来说，由于众多因素的存在，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什么方法来译，都有可能遇到难以决断的矛盾，往往觉得身不由己，处在一种难以是从的困惑状态之中”（许钧 2014: 138）。一方面，译者在选择的过程中会感受到这种困惑，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译者在未察觉间就被外部因素所影响，做出了自己的翻译选择。在《三国演义》英译的底本选择过程中，这些译者就是在经意与不经意间被各种外部因素所影响。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因素对译者产生了最为主要的影响。
首先，译者所处时代的《三国演义》版本流行度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古典文学作品往往传世时间较久，在流传过程中极易出现版本的流变。版本流变的原因很多，但至少包含了三个最为主要且常见的原因。一是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进行的修改。从《三国志》到《三国志平话》再到《三国演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小说在形成过程中“尊刘抑曹”思想上的变化。即便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出后的整个流变过程中，各个版本的“尊刘抑曹”思想也有所不同。二是由于读者导致的作品修订和流变差异。《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个版本系统的差异，本质上就是读者群体差异造成的。三是出版因素导致的文本差异及版本流变。雕版印刷在唐中后期逐渐成熟，但由于成本问题，抄本仍然大量存在。抄本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出现文字上的出入。相较于抄本，刻本的错误率降低了很多，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三国演义》在清后期受到了战争因素的影响，导致很多雕版的损坏，这对其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
从《三国演义》的英译史上看，虽然时间跨度有两百余年，但在这期间，毛本三国一直是最受中国读者欢迎、接受度最高、流传度最广的《三国演义》版本。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三国演义》版本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本三国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由于邓罗和罗慕士两个英语全译本的成功，以及虞苏美基于邓罗译本重译的新译本的问世，现阶段复译《三国演义》的必要性进一步降低，因此出现了毛本三国成为《三国演义》英译本最常见底本的情况。可见译者拟译底本在所处时代的流行度是影响译者底本选择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其次，出版者是影响译者底本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出版者的邀请是有些译者开始翻译行为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者拥有很强的话语权，不仅主导了整个出版流程，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翻译过程。从《三国演义》英译的情况看，在拟译底本的选择中受出版者影响最大的是罗慕士和虞苏美两位译者。从整体上看，罗慕士和虞苏美的翻译行为都是由出版者发起的。具体到底本选择，罗慕士的情况和虞苏美还有所不同。罗慕士自己有主动译介的想法，同时也收到了外文出版社的邀请。外文出版社还专门为罗慕士安排了国内的专家帮助他一起翻译。可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毛本三国为底本修订的《三国演义》是罗慕士和外文出版社共同选择的结果。双方相辅相成，相互肯定，产生的效果也是积极的。和罗慕士的情况不同，虞苏美在拟译底本上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出版人艾弗森主导了该译本的整个出版行为，而是在于此次翻译是基于邓罗1925年的英语全译本，因此，不可能再对底本进行重新的选择。
五、结语
考察《三国演义》的英译史，我们发现译者对拟译底本的选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目前情况看，在《三国演义》的英译活动中，出版者对译者底本选择的影响看似并不大，但我们认为，随着翻译活动的不断深入，出版者与读者的互动，会进一步增强出版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就《三国演义》的英译而言，版本流行度的因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事实上，现在不仅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非毛本三国，很多普通读者也对这些版本的三国故事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汇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多种非毛本三国。这不仅说明各类读者群体对《三国演义》的喜爱，也为《三国演义》未来在英语世界的再译介提供了丰富的拟译底本。不过，如何在丰富的版本中选择合适的底本，最终还是需要译者做出选择。这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对拟译作品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曾三次翻译《三国演义》的罗慕士，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杰出的示范，值得我们关注与探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释：
①虞苏美的全译本已经明确是基于邓罗1925年全译本进行的重译，因此在底本选择上和邓罗的并无差异。
参考文献：
[1] Brewitt-Taylor, C. H. The San-Kuo[J].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1890, Vol. 19 (3): 168-178.
[2] Davis, J. F. Translated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A]. In Davis, J. F. 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ii,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C]. Macao, China: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4: 153-191.
[3] Davis, J. F.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M].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65.
[4] Gützlaff, C. Notice of the San Kwǒ Che[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8, Vol. VII: 233-249.
[5] Hawkes, D. Introduction. Fan S.Y.(trans.). In Cao, X. Q. & Gao, 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1[M]. Hawkes, D.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18-56.
[6] Mayers, W. F. Chinese Works of Fiction. II. Historical Romances (Continued) [J].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867, Vol. 1, No. 8: 102-104.
[7] Milne, W. C. The Rebellion of the Yellow Caps[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1, Vol. X: 98-103.
[8] Milne, W. C.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óh Chí[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3, Vol. XII: 126-135.
[9] Roberts, M. Afterword: About Three Kingdoms[A]. In Luo, G. Z. 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M]. Roberts, M.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5: 1459-1538.
[10] Williams, S. W.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ed Edition Volume I)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a.
[11] Williams, S. W.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ed Edition Volume II)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b.
[12] 江枫，许钧. 形神兼备：诗歌翻译的一种追求[A]. 许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91-103.
[13] 吕同六，许钧. 尽可能多地保持原作的艺术风貌[A]. 许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73-81.
[14] 沙博理. 《水浒传》的英译[J]. 妙龄，译. 中国翻译，1984（2）：29-32.
[15] 许多. 江苏文学经典英译主体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16] 许钧. 翻译论（修订本）[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7] 杨宪益. 漏船载酒忆当年[M]. 薛鸿时，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三国演义》英译多维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9CYY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简介
许多，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