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刘风光，刘梦瑶：文学语用学的理论建构与发展空间

早在20世纪70年代，van Dijk（1976：23−24）就指出语用学是对文学研究的有益补充，之后Pratt（1977）也指出文学叙事是一种独特的言语行为，文学话语的研究要基于社会语境进行探讨。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作为术语首次由Traugott & Pratt（1980）在专著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Literature中提出。1988年9月，Sell作为芬兰亚波学院大学（Åbo Akademi University）文学语用学项目的负责人，组织开展了该领域的系列研究，首次召开以“文学语用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并于1991年出版Literary Pragmatics一书，这标志着文学语用学已具备独立学科的雏形，正式步入国际学术视野。自此，文学语用学得到迅速发展。国内最早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学语用论文是《作家的风格创造与读者的信息反馈−以老舍幽默风格为例》（王建华 1988），作者基于交际过程中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动态地分析作家语言风格。最早的文学语用学专著是《文学语篇的语用文体学研究》（封宗信 2002），探讨西方荒诞剧中的戏剧语言（以舞台指令为例），并基于所构建的语用文体学分析模式，分析作者、同一文本和不同读者之间的语用修辞用法，揭示戏剧语篇中复杂的作者读者关系。而后，国内外学者对文学语用学作为单独学科的整体构想进行过不同的尝试（Petrey 1990； Rudanko 1993； Cook 1994； 封宗信 1997； Mey 1999； 王欣 2002； 涂靖 2004；Chapman & Clark 2014），从不同视角丰富了文学语用学理论研究，但尚未明晰相互关联的概念、原则和方法，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因此，本研究在厘清国内外文学语用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内涵加以阐析，并构建文学语用学理论框架，明确文学语用学未来的学术发展空间。

文学语用学是将语用学理论用于文学语篇研究的交叉学科。经过近50年的发展，该领域的理论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体裁不断丰富，但其理论体系构建仍处于待完善阶段。国外目前关于文学语用学研究主要有8部专著（Mey 1999； Pilkington 2000； Johansen 2002； Black 2006； Warner 2013； Morini 2016； Locher et al. 2023；Kizelbach 2023）、5部合集（Sell 1991； Culpeper et al. 1998； Chapman & Clark 2014； Locher & Jucker 2017；Chapman & Clark 2019），以及在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ylistics（2023）中关于文学语用学的系统介绍。国内关于文学语用学的专著主要有6部（封宗信 2002； 涂靖 2005； 李华东 2007； 刘风光 2012； 左进 2013；汪承平 2016），涉及宏观层面的文学语用学探讨以及戏剧、小说和诗歌语篇的语用文体分析。其中，涂靖（2005）的《文学语用学纲要》虽然较为系统完备，探讨了文学语用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性、意义及原则，但并未将语用学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文学作品的动态交际特征有机结合。国内外相关论文也十分丰富，尤其是国外近年来发文量激增，由2017年43篇发文量增至2024年132篇”（基于Web of Science统计，具体请见本文第四节），表明这一领域是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就理论视角和研究内容而言，国外研究涉及了如会话含义理论（Grice 1975）、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1986）、（不）礼貌理论（Brown & Levinson 1987；Culpeper 1996）、言语行为理论（Austin 1962；Searle 1975）、会话分析（Sacks &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等语用学经典理论，其中关联理论和礼貌理论应用最为广泛。具体而言，例如有基于会话含义理论的诗歌或小说语用含义解读研究（Risdianto 2011； Igwedibia 2018； Alamoudi & Batarfi & Fadaq et al. 2021；Qordawi 2021）、基于关联理论研究文学语篇诗学效果（Sell 1991； Pilkington 2000；Chapman & Clark 2014）、作者明示与读者推理间的认知关联（Green 1993；Wilson 2018）以及不同叙事层次中语言形式与文学语境的关联（MacMahon 2014）等、基于面子工程（face-work）或（不）礼貌理论研究文学语篇（Brown & Gilman 1989； Ermida 2006； Kadhem 2008； Miššíková 2012； Abbas 2013； Mohammed & Abbas 2016； McIntyre & Bousfield 2017； Al-Ghizzi & Qadir 2018； Llopis et al. 2016； Culpeper et al. 2021； Bousfield 2023；Kizelbach 2023）、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文学语篇的语言表征和功能（Jucker & Taavitsainen 2000； Rudanko 2004； Black 2006； Jucker 2012；Xia et al. 2023）、基于会话分析探讨小说文体技巧（Morini 2016）或对文学语篇（戏剧和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文学对话中说话人产生意义与听话人推断意义的过程研究（McHoul 1987； Piazza 1987； Afzali 2013； Jafari 2013； Lambrou 2023；Riccioni et al. 2023）。此外，还有基于符号－语用理论（Johansen 2002）、指示转移（deictic shift）（Segal 1995）、活动类型（activity type）（Levinson 1979）对文学语篇的研究。

国内研究主要基于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和顺应论（Verschueren 1999）等语用学理论分析文学语篇，其中包括文学语篇的历史语用研究，如谦虚恭敬语（褚静 2012）、招呼语（常凯 2013；王丽斐 2021）、恭维语（阮运 2015； 周小渟 2021；Liu，Zhang et al. 2025）、指示语（毛延生、魏爽 2014）、允诺语（张艳 2014）、拒绝语（王玺 2015）、多方交际中的面子借用（夏登山、蓝纯 2015）、进谏语（宋玉龙、刘风光、丹尼尔·康达 2020）等。这些研究虽然从不同侧面强调了社会、文化、历史、认知等语境在文学阐释中的作用以及读者对文学语篇的再创造对不同文学作品意义生成的影响，但并未把文学语用学作为系统理论体系进行文学交际研究。因此，文学语用学研究一直处于“见木不见林”的状态。

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文学语用学研究主要采用解释与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应用的基础上佐以实例进行阐发，如基于言语行为理论探讨不同文学作品（古英语诗歌《贝奥武夫》、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戏剧等）中特定言语行为如侮辱言语行为的历时性变化（Jucker & Taavitsainen 2000），探讨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求爱场景中反复出现的威胁言语行为（Rudanko 2004）。近几年的文学语用学研究逐渐转向数据驱动的方法，但也仅限于对特定言语行为频次的统计，如Xia et al. （2023）在对17和18世纪6部（如《儒林外史》The Scholars）和20世纪中期9部文学作品（如《围城》Fortress Besieged）中的初识问候言语行为进行历时语用分析时，统计了语料中问候言语行为频次以及其所体现的句子类型频次。

就文学体裁而言，国内外文学语用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戏剧（如Wagner-Lawlor 1997； 封宗信 2002； Hess-Lüttich 1982； McIntyre 2004； 李华东 2007； 刘风光、樊倩 2012；杨帆2021）和小说语篇（如Jarbou 2002； Chapman 2012； Jucker 2015； Culpeper & Fernandez-Quintanilla 2017； Chen & Feng 2018； 刘风光、石文瑞 2019； 傅琼 2020； 夏宗凤、刘风光 2021；Chapman 2023），但对诗歌语篇的语用学研究较少，尚需进一步拓展，其现有研究集中在会话含义理论、语用规约、取效行为等方面（如Dahlgren 2005； 刘风光、张绍杰 2007； 刘风光、杨维秀 2008；Igwedibia 2018）。

在理论构建方面，国外研究主要涉及文学语篇的语用认知与观点识解（Vipond & Hunt 1984）、语用推理与读者语境（Richards 1985）、宏观语用语义模式与文学叙事互动（Bange 1986）、动态语用模式与文学体裁（Swirski 1997）、文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及文学语篇的语用研究方法（MacMahon 2006）、文学交际的独特性与语用机制（Tevdoradze 2023）。国内对于文学语用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探讨始于2004年，到目前为止仅有7篇核心期刊文章（赵娟 2007； 涂靖 2004，2005，2011，2013； 赵婉孜、刘风光 2011；高群 2016），这些论文分别从理论体系构想、理论特征与范式、文学语用学及关联性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对文学语用学理论体系构建仍停留在确定其研究目标和理论原则等层面，缺乏多维度可操作性系统框架。

鉴于此，国内外文学语用学研究目前还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首先，现有理论框架虽对不同文学体裁有所涉猎，但是对诗歌语篇的关注不足；其次，文学语用学理论建构过程中虽然强调了动态交际的重要性，但并未对复杂参与者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阐发；最后，文学语用学的内涵及外延有待进一步厘清，理论框架还需进一步整合。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体学研究越来越关注语用、社会、认知等维度，文学语用学也随之兴起，但学界对文学语用学研究中的相关概念内涵仍未达成一致，对于文学语用学概念的界定也众说纷纭。Wales（1989）和Mey（2005）都强调社会语境的作用。Wales指出文学语用学重点关注互动社会语境中作为语篇的文学以及读者接受，是基于言语行为、篇章语言学、文体学等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而Mey认为文学语用学是关注在社会的文本产出和消费中使用者的角色。Enkvist（1991）更关注历史语境，认为文学语用学是探讨特定历史情境中文本和解释者之间动态交互的研究，不仅要考察作为静态对象的文本，还要揭示由文本触发的接受者的认知过程。Sell（1991）提出作者－读者以及文学交际中的复杂参与者角色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进行详尽分类和阐释。国内学者涂靖（2004）指出认知在文学解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学语用学是将语用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研究文学语言系统与文学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探讨文本产出与理解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以及文学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共性条件。现有关于文学语用学的定义从社会、历史、认知等视角框定该学科的内涵，各有侧重，但尚不够全面。首先，对于语境的表述，除了社会、历史、认知语境外，还应该增加文化语境的维度；其次，对于文学语篇中的复杂参与者结构的认知不足，有的只集中在文本和读者之间，有的只关注作者和读者关系，并未将复杂参与者（如作者－文本－读者）作为系统结构。此外，对于文学语用学研究的范畴没有清晰的界定，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没有明显的区分，且现有研究框架多局限于英美派语用学研究，研究指示语、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礼貌、会话结构等具体理论，缺乏对文学语篇功能研究的综观语用考量。

因此，本研究将文学语用学界定为一种“言说（saying）”，作者、读者和分析者等多元主体通过文学语言进行文学作品产出、消费并挖掘和阐析其诗学效果。Schiffrin（1987：3）指出，“语言总是发生在语境中，语言具有语境敏感性，语言总是具有交际性的，语言为交际所设计”。Leech（1969：6）强调“文学语言植根于语言的日常使用中，应该参照这些使用对文学进行研究”。Mey（1999：95）将语篇定义为依赖语境的人际语言活动。因此，文学语篇并不是脱离于作者、读者和现实的自我封闭的存在，而是作者传递给读者的特定文学形式，尽管其在形式、体裁等方面与其他言语交际不同，但在本质上所有的言语交际都是通过语言传递交际信息。那么，文学语用学就是在社会－历史－文化－认知语境下，对作为宏观言语行为的文学语篇多元参与者（文本－作者－读者－叙述者－受述者）如何多层面交际互动并共建协商语篇意义的宏观和微观语用学研究。该定义综合考量了多种语境因素和复杂参与者结构，不仅关注了宏观层面的语用综观视角，也结合了微观语用探索，对于把握文学作品的内涵具有整体性和可操作性。

不同于其他言语交际，文学交际的特征更为独特和丰富，主要体现在主体多元性、互动多维性和阐释多面性等方面。

首先，文学语篇的主体多元性是指文学语篇交际互动中存在作者－语篇－读者、人物与人物、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共建协商文学意义的复杂参与者主体。作者和读者还可以细分为理想作者（文外声音）、隐含作者、真实作者以及理想读者、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理想作者是文学语篇中的文外声音（Stockwell 2020），是作者生平、创作背景、文学批评、前人研究等所有信息的集合。理想读者指作者或文学批评家想象中的读者类型，以期实现文学作品的预期效果（王先霈、汪又平 2006）。隐含作者（Booth 1961：71）是指作者根据具体作品的特定需要而以不同的面目出现。隐含作者是作者潜在的替身，真实作者创造隐含作者（谭光辉 2014）。隐含读者（Iser 1978）是作者在创作之前和创作过程中自己主观设定的应当出现的读者（王东、李晓磊 2020），是隐含作者倾诉的目标对象。真实作者（Booth 1961）（第一自我）是文学作品的实际阅读者，是文学语篇消费的主体，具有复杂性和变异性特征，仅代表理想读者中的一部分。因此，文学交际涉及复杂参与者结构，尤其是真实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认知语境是文学语篇的不同书写和解读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的作者对文学语篇进行编码，由相应类别的读者进行解码，二者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如Booth（1961）指出，在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作者是效果的发出者，读者是接受者，叙述者则是嘲讽的对象。因此，不断变化的作者和读者通过文学语篇塑造叙述者，并借叙述者之口表达观点和情感。而在阐释的过程中，多元主体单独或者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对文学语篇的意义解读。

其次，文学语篇具有互动多维性特征，是因为文学交际中多元主体参与文学语篇意义共建过程。这一特征是指在文学交际互动中文学语篇产出与消费具有不对称性。文学语篇交际中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双向关系”（Iser 1978）。作者产出的艺术作品与接受者消费（再创造）的艺术作品是不对称的。在文学语篇互动中，读者理解文学作品的复杂认知活动为多面阐释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认知语境，读者将自身的思想观、价值观、经历、认知、意识和态度等带入文学语篇的消费中，触发文学作品读者阐释的多样性。此外，多重语境因素（社会、历史、文化与认知）、文学语篇本身具有的创造性以及读者对文学语篇体验的差异性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了文学语篇产出与消费的不均衡和不对称。文学语篇是目标导向的言语行为，作者通过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思想表达等实施语力，以达到诗学效果。言外之力和取效行为是文学语篇言语行为不可分割的部分，但二者并不是对等的关系，这也正是文学语篇阐析的魅力所在。

具体来说，文学语篇涉及多元主体互动，如人物与人物、叙述者与受述者以及作者与读者。Pratt（1977）强调文学文本具有呈现性，邀请读者对其进行阐释、评价和反应。作者与读者互动，融入读者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形成作者－文本－读者的呈现－阐释－接受循环。文学作品不是静态的成品，而是需要动态解读的言语行为。文学语篇是作者编码与读者解码的过程，探讨文学符号与文学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是明示－推理、语用动机的产物。正如Fowler（1981）指出，文学是社会交际的特殊形式，不同的语境和参与者因素在文学交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换言之，文学作品是人际的、互动的行为，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等多层面参与者之间，是处于特定时代和语境下的多元主体间共同协商和构建的文学世界。文学作品中会有不同的声音（voices），如人物声音、作者声音、叙事者声音、读者不同成长阶段的声音等（Mey 1999），这些声音相互交织，共同构建文学作品的复杂参与者结构。作者、读者、语篇、社会等不同的声音协商和互动生成文学作品意义。

再次，文学语篇具有阐释多面性，这一特征是指文学语篇交际互动中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和构建文学意义和诗学效果的宏观与微观语用阐释过程。围绕文学作品主题思想，根据文学作品研究对象的不同范畴，基于宏观或微观理论视角探析文学语篇的语言形式、文体风格以及语篇互动的动态性文体特征（即多元主体－文学语篇－世界互动的产物）。还可以揭示不同文学体裁给阐释者带来的影响，即通过言语行为语用学中的取效行为研究文学语篇的效果，关注不同类型读者、评论者或者分析者的情感、态度以及参与性反应。正如Iser（1978：107）所指出，“阅读不是直接的 ‘内化’ ，因为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我们应关注将阅读过程视作文本和读者动态互动的方式”。

综上所述，文学语篇是人类交际的特殊形式，具有主体多元性、互动多维性和阐释多面性。这些特性有助于解读文学作品的语用文体特征、主题思想和诗学效果，为文学语用学理论体系构建探索提供了新的方向。

文学语用学虽已成为一门独立交叉学科，但在学科内涵、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方面仍缺乏有机的系统的整合，因此，本研究基于现有国内外研究和文学语用学理论特征，提出如下文学语用学理论框架：

文学语篇研究涉及三个互动视角：分析者、作者（诗歌、小说、戏剧语篇的作者）和读者，具有互动多维性。分析者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阐析作者、叙述者－受述者和作品中文学要素（人物、背景、情节、冲突、主题等）的文体特征。同时，分析者也作为理想读者、隐含读者或真实读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认知语境下解读文学作品中作者思想动态或探析作者建构的虚拟世界中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及其实现的文学诗学效果。此外，文学作品中的叙述者－受述者和人物通过对话形式与真实读者互动。例如《简•爱》第三十三章中有这样的叙述：“命运又翻出了一张新牌！读者啊，刹那间由穷变富，当然是件好事−是件大好事，并不是一件一下子就让人理解因而能享受到其乐趣的事。 ‘这件大好事是什么事？’ 面对这件大好事，简是怎么处理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在这段叙述中作者直接称呼读者为“读者啊”，构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可以立刻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与关注以及叙述的情境，增强叙述的亲切感和读者的共鸣感。

具体而言，宏观视角分析理论主要有顺应论（Verschueren 1999）、关联理论、仪式规程理论（Kádár 2017）、动机语用理论（Chen 2022）等，分别从认知、社会、文化视角（顺应论），从认知、交际原则出发（关联理论），从仪式性、规约性、象征性和可重复性视域（仪式规程理论），从信息交流（transactional）和人际互动（interactional）视角（动机语用理论）等宏观维度阐析文学语篇。例如，顺应论视角下的文学语篇研究主要关注社会、文化、认知语境在文学意义选择和建构中的作用；关联理论探讨读者基于认知语境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关联理论虽然属于会话含义理论的一部分，但是该理论在文学语用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文学语用学家Pilkington（2000）和Clark（2023）均以关联理论为基础撰写专著和论文；基于仪式规程概念明晰文学作品中有限言语行为类别，使文学的社会概念优于其内容概念，强调文学作品的规约性及所应遵守的道德秩序，透过话语表象探讨深层的复杂结构和动态参与；基于动机语用理论，考察多元主体交互作用时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互动过程，挖掘文学有效性（effectiveness）背后的语用动机。该理论虽然以礼貌理论为基石，但是视角更宏观，对于阐析文学语篇的文学性和作者创造动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微观视角分析理论主要有指示语理论、语用预设和会话分析等，分别从不同指示语类型、不同语用预设类型（事实预设、信念预设、状态预设、行为预设、文化预设和双关预设）（魏在江 2014）、文学语篇的会话特点等角度进行文学语用微观分析。例如，基于语用学指示语分类（Levinson 1983）、认知诗学指示语分类（Stockwell 2020）和指示转移理论（Segal 1995）探讨感知指示语、时间指示语、空间指示语和关系指示语等的动态转移以及文本指示语和体裁指示语彰显的语篇与现实世界的连接；通过具体语用预设的分析，探讨侦探小说中背景氛围的铺设、情节悬念的制造以及人物心理的揭示等；通过分析文学语篇冲突语境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会话结构和策略，进一步挖掘人物刻画、情节发展和主题深化等产生的文学效果。

而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和礼貌理论既可以作为宏观研究视角，也可以用于微观文学语言现象分析。例如，言语行为理论既是研究视角也是研究方法，换言之，文学语篇是一种“言说”，我们不仅要关注宏观言语行为的施事语力，也可从多元主体的不同层面探究文学语篇的请求、道歉、赞美、承诺、威胁、谴责、呼吁、拒绝、宣告等具体言语行为以及明示取效、隐性取效和受动取效（刘风光 2009）等不同层面的取效之果，揭示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与他者互动中体现的深刻主题；基于会话含义理论，融合经典、新、后格赖斯理论，探讨文学语篇中的宏观、中观层面的不合作现象，还可以探讨微观层面具体标记性话语、元语用特征、级差含义、规约含义、特殊会话含义以及语义－语用界面等；基于经典礼貌理论（Brown & Levinson 1987）和其他（不）礼貌理论（Gu 1990； Culpeper 1996； Bousfield 2008；Terkourafi 2012）宏观视角，探讨文学语篇中的具体语言现象，如敬语、修辞、会话结构等，或微观探讨体现在音韵、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的不同对话主体实施的（不）礼貌策略。

从作品维度来看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语篇等文学体裁。上述分析者视角的宏观和微观理论具有解释文学语篇的普适性，但依据不同文学体裁的不同特点，其分析视角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之所以把诗歌语篇也纳入重要的研究范围，是因为诗歌语篇与小说、戏剧语篇同样需要给予关注。在诗歌语篇分析中，由于诗歌语篇的形式特征、施事语力和读者反应具有独特性，可以引发文学语用学理论研究新的思考。具体来说，可以基于顺应论、关联理论、动机语用理论、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指示语理论和礼貌理论等，考察诗歌的主题和融合文体特征（节奏韵律、修辞手段、诗行结构、意象象征等）及其引发的诗学效果，进而揭示诗歌的政治性、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例如，从顺应论探析读者对诗歌意象的物理、心理和社会顺应过程；从关联理论视角揭示读者作为认知语境对诗歌的弱隐含和级差含义的识解；从动机语用视角探讨诗人－文本－读者三个对话层面的信息交流（transactional）和人际互动（interactional）（Chen 2022）过程；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取效行为入手阐析诗歌中明示取效、隐性取效和受动取效的互动性；基于（不）礼貌理论考察诗歌中与礼貌有关的并涉及社会、历史、文化、认知的标记语、词汇、句法偏离及独特叙述结构和语用修辞，揭示诗歌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的不礼貌策略所引发的诗学效果。此外，分析者也可以关注诗歌语篇中具体的指示语和礼貌现象，阐释诗人与读者等不同主体介入的诗歌空间以及指示转移。

在小说语篇分析中，由于小说体裁在语言实现方式、人物刻画、情节发展、主题思想表达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可以基于仪式规程理论、动机语用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礼貌理论、指示语理论、语用预设等探讨小说中互动性仪式表达、不同隐喻类型、戏仿等语言特征的有效性和互动动机，探讨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跨文化变异、特定言语行为的历时语用变化、语篇指示语等。与此同时，尤其需要关注同一文学体裁不同类别的语篇独特性，采用契合的理论范式，挖掘多元主体交际中产生的文学意义。如小说体裁中的战争小说具有鲜明的不礼貌特征，体现作者双重语用动机。因此，从不礼貌视角探析战争小说的语用文体特征（夏宗凤 2024），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其中蕴含的政治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等。小说体裁中的侦探小说则更多地与语用预设（Chapman 1999）和会话含义（Chapman 2012）相关，作者或叙述者引导或误导读者进行情节悬念的再语境化和解读，其中还不乏不合作叙述和受述，触发读者或受述者对小说语篇的多层面阐释。

在戏剧语篇分析中，由于戏剧体裁具有对话性、舞台性、冲突与紧张感、表演性等特征，可以采用仪式规程理论、动机语用理论、会话含义理论、礼貌理论、会话分析等，如阐析对话中传递的故事情节、舞台元素（舞台设置、布景、道具、服装和灯光等）等对观众戏剧语篇理解和体验的增强，人物互动冲突中的言语策略和仪式规程，以及角色表演的多重声音等，以揭示语言文化背后的仪式性、动机性、杂糅性，更深入挖掘多元主体的意图与情感。

综上，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不仅关注不同文学体裁（如诗歌语篇），而且融入语用学最新理论如动机语用理论和仪式规程理论等，区分并明晰了宏观、微观及交叠理论视角，并通过具体实例进行解读，因此具有如下特点：1）宏观视角和微观探索相结合；2）经典理论和前沿动态相补充；3）文学体裁与研究范式相匹配；4）理论思辨和实践阐释相促进。

以上是对文学语用学研究本身的综述和理论构建，但是作为一门随着认知科学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而兴起的学科，文学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推进。首先，随着文学语用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认知转向（Stockwell 2020；刘风光、杨维秀 2008）、实证转向（Oliver 2022）、历史转向（Jucker 2015）和网络转向（Sezer 2018； Ren & Guo 2021；Chen & Lin 2022）等，历史语用文体学、认知语用文体学、网络文学语用学、计量文学语用学等也应运而生，拓展了文学语用学研究的疆域。

具体来说，以认知语用文体学研究为例，可以将语用学经典指示语理论和认知诗学中的认知指示语理论相结合，探析文学语篇中的认知指示转移现象等；将关联理论与理想化认知模型相结合，阐析读者认知文学语篇的心理和思维过程，探析文学语言中的歧义与含混产生的弱隐含引发的诗学效果；将顺应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结合，探究读者对不同主题文学体裁的概念空间认知阐释和顺应过程，展现多元语境交融话语体系。

其次，文学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语料更加丰富。尽管本文的文学语用学理论框架建立在诗歌、小说、戏剧等传统文学体裁上，但网络文学（如网络小说、网络短文等）、视频文学、多模态自传体文学等各种类型的虚构作品也同样具有多元主体性、互动多维性和阐释多面性特征，因此该理论框架也适用于网络文学等新兴文体的语用探索。

具体来说，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和计量文体软件的进一步开发，以描述、解释为主的文学语用研究必将因为理性的文本分析和系统的研究方法而在体裁分析、人物刻画、主题情节研究等方面焕发出更新的活力，更好地避免传统研究的主观性，得出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的结果。同时，还可以采用多模态文体分析方法和心理实验方法，对文学语篇中的讽刺话语、幽默、隐喻、模糊语言、级差含义、预设、话轮等从读者情感、认知、反应的角度识解深层内涵，对在线文学语篇以及文学语篇在线读者的认知消费和情感体验进行详尽分析，全面考察真实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验证文学语篇参与者在文本产出和消费过程中对语篇的加工、态度和行为以及文学交际与其它类型交际的不同。研究语料将扩展至非传统性虚构话语，如凡尔赛文学、疯狂文学、废话文学、口头文学、文学经典改编的电影话语、边缘群体文学以及ChatGPT生成的文学话语等。

最后，文学语用学研究中的礼貌问题是未来可以深入探究的领域。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验证基于英语语料的Brown & Levinson（1987）模式在非英语语言小说中的适用性；2）Leech（1983）提出的礼貌原则可以用来解释不同文学体裁文学偏离的认知语用现象；3）不同文学体裁中的不礼貌现象可以通过会话双方共同构建的动态框架礼貌（Terkourafi 2012）加以探讨，将不同语境和不同会话含义相结合，对意义进行整体思考；4）结合礼貌的前沿理论对比不同语言文化中文学语篇礼貌标记语（politeness marker）和礼貌元语言（（im）politeness metalanguage）的异同；5）将（不）礼貌理论与多模态理论相结合，探讨人物行为和特定场景中的多模态符号在解释特定语用现象中的作用（Bousfield 2023）。

此外，本研究采用Citespace工具统计了国内外文学语用学研究年均期刊发文量，以“literary pragmatics”、“pragmatic stylistics”和“literary discourse”并含“speech act”、“relevance theory”或“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等文学语用学核心概念为检索词，发现国内外文学语用学研究论文在2000年前相对较少，直到2005年后才逐渐增加。对比而言，近年来国外文学语用学论文发文量呈现突增趋势，从2017年43篇发文量增至2024年132篇，反观国内文学语用学发文量每年仍徘徊在10篇左右。由此可见，国内文学语用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本研究在回顾文学语用学作为交叉学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厘清文学语用学的学科内涵，指出文学语篇的主体多元性、互动多维性和阐释多面性特征，构建文学语用学理论框架，并对该领域未来学术发展空间提出了建议。文学语用学研究不应该只集中于某几个理论范式和特定文学体裁，而需要整合宏观和微观理论视角，增加多学科跨界维度，丰富研究语料，阐明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关联，助力文学语篇的系统探索。此外，文学语用学研究对于外国语言文学教学也具有指导作用。对于文学课堂中教师的跨学科素质培养、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的创新学术能力均具有推动意义，因为文学和语用学的跨界融合有利于激活主体人（教师和学生）鉴赏文学语言魅力的能力，加深对文学语篇的多维度理解。文学语用学作为国内方兴未艾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在知识创新、方法创新方面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