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 ( 1723) 正月十六日，世宗传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命会同礼部酌议考取八旗满洲翻译生员、举人、进士之例。
若从制度史的脉络来看，翻译科举可以找到若干渊源。
近者为清初的八旗科举与铨选翻译考试，远而言之，可以追溯到金、元等王朝的政治传统。
以翻译科作为一种科试的专名，无疑当始于雍正元年; 而以翻译为考试内容的八旗科举则在顺治年间即已设立。
顺治八年 ( 1651) 六月，首开八旗科举，满洲、蒙古、汉军皆可应试，满洲蒙古生员归礼部与内院考取; 汉军生员归顺天学政考试。乡试则满洲、蒙古 “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一篇”，汉军试艺与民籍例同; 部院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等亦许应试。会试则满洲、蒙古 “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二篇”，汉军亦与民籍例同。
此后八旗科举时开时停。
除八旗科举外，翻译科举的另一制度渊源是铨选翻译考试。由于清朝的多元民族特性以及因之而来的多语种复合政治的特色，在内外各衙门往往设有专官职司行政文书的翻译、撰拟，除最为普遍的笔帖式之外，内阁侍读、中书、各部院主事等职官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有此职责; 而汉籍的翻译、满蒙文字史籍的撰述，需大量长于翻译的现职官或监贡等参与其事。上述职、差之铨选、派充，皆须经考试翻译，惟其翻译优良，方有资格授官或派差。
现职官有时亦需要不定期考试翻译，作为陟黜的标准。此类考试在清朝政书中并无一个特定分类或名称，本文暂称之铨选翻译考试。其并不具备科举考试的性质，取中者仅获得任官或升转的资 格，并无科名。
(一) 翻译乡、会试的常规化
雍正元年四月王大臣等奏定于三年二月举行翻译会试，三月举行殿试。但由于应试人数较少，首场会试迟至乾隆四年方得举行，而翻译殿试则始终未能落实。
乾隆十九年 ( 1754) 三月初七日，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奏，停止翻译乡会试，并停翻译进士升转翰、詹官员。
乾隆四十一年 ( 1776) 十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翻译乡会试停止以来，已二十余年。今日满洲学习清文、善翻译者益少，著加恩以乾隆戊戌年八月考试翻译举人，己亥年三月考试翻译进士。” 四十三年如期举行翻译乡试，四十四年举行会试。
至此，翻译乡会试基本已实现常规化，但首要的限制因素是人数不足。
(二) 宗室翻译与驻防翻译的开设
在乡会试常态化之后，仁宗、宣宗先后开设宗室翻译与驻防八旗翻译。此中原因，除涉及八旗生计问题外，或亦有增广应试人数的考量。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宣宗谕将驻防文试一律改为翻译考试。次月，军机大臣等议覆驻防考试翻译章程。此外，驻防翻译考试的设置应亦有增广应试人数的考量，因至道光时翻译会试应考者日减，而八旗驻防士子人数颇多，在维持满洲旧俗的同时，亦避免翻译会试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 三) 翻译科举的 “文场化”
本文认为道光三十年 (1850) 驻防翻译科举考试的确立标志着翻译科举制度的最终完善， 这只是完全依据制度变迁的脉络所得出的结论。在此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嘉庆以后，翻译科举应试者日益减少，已难再现乾隆时的盛况。
翻译科举的目的在于选拔翻译人才，满语文直至清末仍然是朝廷的行政语言之一，因而朝廷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并不因满语文在社会行用层面的衰落而有明显的减少。翻译科举的衰落，还应反求诸制度本身。翻译科举的实质是选官制度，因此评估这一制度的首要 标准是其作为社会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是否畅通有效。就此点而论，翻译科举的制度设计是不成功的。
八旗士子取中翻译举人后，可以继续参加翻译会试，亦可经由考试补授内阁中书、部院笔帖式、官学教习等官。翻译科举不设殿试，会试取中者经引见而赐进士出身，优者以主事用，次者则选补知县。此外还有归班候补者，则可考授义学教习、咸安宫官学教习等。但主事等官缺均有明定的额数，因此翻译出身者不得不面临补缺的问题，每科进士得以主事即用者不过一二人，余者则皆需经历较长的候补期，就出路的多元性与广泛性而言，翻译科举显然无法与文场科举相提并论。
与文场科举相比，翻译科举虽有较高的取中比率，但在升转出路的广泛性上明显逊于前者。而与旗员的其他进身之阶如考取笔帖式、挑补侍卫等相比，翻译科举的科名又基本不具有优势。易言之，其并非一种有效且高效的上升渠道，对希冀通过科举仕进的旗人缺乏吸引性。而满语文在社会行用层面上的衰落又与此制度缺陷相互作用，最终造成翻译科举的衰落。
来源：明清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