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骜龙、刘云虹：斯坦纳“译者”模型的建构路径及其理论意义

1. 引  言

       《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下文简称《巴别塔之后》）是关于语言与翻译研究的重要著作，乔治·斯坦纳（Steiner 1998：1）在书中明确提出“理解即翻译”。正如诠释学专家帕尔默（Palmer 1969：31）所言，由于共同涉及到理解的本质及其方法等问题，“现代诠释学在翻译及翻译理论中找到了用于探索‘诠释学问题’的重要资源”。随着现代诠释学从认识论转向理解本体论，以“读者”为代表的理解主体逐渐成为空位，而依赖于主体的诠释运动和任务也随之消解。但是，经验层面的翻译具有两个特质：一是有待理解的作品不会因为去文本中心化的理论建构而被消解，二是实在的译者不会因为诠释学本体论转向而被隐去。因此，同译者和作品相对应的“理解主体”和“理解对象”不会因其中一方的抽象压缩使得另一方成为诠释的唯一中心。

       《巴别塔之后》对于翻译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在哲学、诗学与语言学的交汇处考察翻译，是诠释学翻译研究的“必要条件”（Steiner 1998：x）。然而，斯坦纳对诠释学的借鉴不仅在于诠释学过程，即“翻译四步”所展现出的方法价值，更在于他通过翻译对理解问题的思考既观照了施莱尔马赫、艾柯、利科的论说，又与伽达默尔、德里达的观点形成交锋（Jansen 1978：127）。斯坦纳从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出发，率先引入“全面读者”（complete reader）的主体假设，在满足理解历史性的假设条件下考察翻译，从而提出“译者”的诠释模型。“译者”模型的建构体现出典型的诠释学路径，在此之上的“译者”没有对主体、作品、语言进行过度抽象，而是通过基于“全面读者”的意义观，转向考察内含于翻译主体的诠释运动与诠释任务。

2. “全面读者”：重构理解主体

       施莱尔马赫在诠释学的视域中对作者、译者、语言间关系的讨论已经初具现代翻译理论的面貌（Venuti 1991：149）。到了20世纪，伽达默尔（2004：614）提出，一方面理解具有“全面语言性”，语言性既是诠释学的对象，也揭示诠释学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因为“解释者的语言只是一种第二性的语言现象”，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把握理解的本质。从这个角度上看，《巴别塔之后》提出“理解即翻译”（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实际上延续了诠释学对于理解本质问题的思考。

       斯坦纳没有直接论述理解与翻译的近似，他以莎剧的现代阅读为例，从词句的枝节一步步搭建起语篇的整体，假设出一种“全面阅读”的理想状态，并提出能够胜任“全面阅读”的“全面读者”。“全面读者”的任务有三层：“首要任务是明确波斯邱默斯独白的全部意图——首先是在本剧中，其次是在所谓的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传统中，而最后也最难的则是在17世纪早期言语习惯的大背景中。”（Steiner 1998：5）在“全面读者”的视域中，意义具有原初的多元性，而正因为“每个语言行为都有一个时间限制，没有永恒的语义形态”（同上：24），“全面读者”的阅读不再是还原性、追溯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历史意义失去了绝对性与中心地位，理解与翻译——也就是“全面读者”与“译者”——的一致之处便体现在，二者本质上是主体展开的意义活动，好比“先前的全部历史中发出一个回响”（同上：24）。

       《巴别塔之后》通篇立足于“全面读者”的诠释视角，但是，若将斯坦纳的论述路径统称为诠释学译学，则很可能忽略了一点：斯坦纳假设存在的“全面读者”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对理解主体的构建截然不同。为了构建理解本体论，伽达默尔（2004：4）援引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即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从而剥离了理解中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伽达默尔并未否认经验读者的存在，他为了确立理解的本体论地位，再度转向康德的观点，主张理解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问题（彭启福 2005：37）。寻求理解普遍性的伽达默尔尚未提出关于主体的诠释假设，他（2004：511）认为读者的概念是“未经澄清的抽象”，以“读者”为代表的理解主体仍然停留在经验层面，并未形成基于“读者”模型的理解范式。不仅如此，他认为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原来的读者”不具备理论的价值，甚至由此推论，“原来的读者的理解这样的规范概念实际上只代表一种空位”（同上：511）。

       为了厘清主体性的问题，现代诠释学从“误读”“偏见”的角度出发，从理解的历史性与创造性反观理解主体（屠国元、朱献珑 2003：11）。斯坦纳的“全面读者”不是从诠释的效果入手，而是基于诠释任务的主体模型。针对理解主体的问题，法国诠释学家利科（Ricœur 2013：105）认为，解释的实在主体是“读者”，但“读者”在理解过程中只能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诠释学的第一任务不在于激发读者在内心做出决定，而是首先在于让《圣经》文本内含之‘物’，即存在的世界展开”。当代对读者进行概念化并形成诠释假设的代表性理论家当属艾柯，他（Eco 1985：82）在《诠释的边界》中明确提到：“模范读者”是针对理解主体提出的的诠释假设，其确立有赖于“应当完成的解释程序”⁠。艾柯提出“模范读者”伴随着“模范作者”的抽象化，从现代诠释学史来看，读者跟作者一样长期徘徊于经验与概念之间，“模范读者”与“全面读者”之所以具有相似之处，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化的诠释假设不再认为意义是“作品对于读者而言所开显的意义”（潘德荣 2016：364）。换言之，它们不再视历史的、固定的意义为准绳，而将意义的回溯性过程转变为意义的探索性任务。

       谈到作为诠释假设的“全面读者”，斯坦纳（Steiner 1979：451）坦言，他所“描绘的‘批评’和‘读者’近乎虚构”，但他与艾柯的概念构建与论述路径仍有不同。在概念构建的层面，与“全面读者”相对立的是经验层面“把书里的脚注或词汇表顺手拿来当拐杖”的“一般读者”（Steiner 1998：18），而在建构路径的层面，“全面读者”的形成源自斯坦纳对理解合理性的思考。斯坦纳出版博士论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 An Essay in Contrast）之后，遭遇了学术界的冷遇，雷诺兹教授（Reynolds 1960：337）甚至断言，将书题中的两位巨匠与莎士比亚和荷马类比无异于“跌入学术批评的陷阱——发表一番看似庄严的谬说”。批评方法之争引发的合理性之问促使斯坦纳考察重构理解主体对于理解问题的奠基意义，可以看到，“读者”模型始终贯穿着他的思考，而作为诠释假设的“全面读者”则形成于《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斯坦纳（Steiner 1970：28,85）在该书中区分出“普通读者”，也就是时常遭遇意义难题的经验读者。“普通读者”有别于抽象的“全面读者”，而后者是能够实现全面理解的主体，斯坦纳（Steiner 同上：222）引用批评家利维斯（Leavis）的话，指出“全面读者”是文本实现的必须，因为“文学作品若想在批评层面得到实现，就必须找到它的全面读者”。

       在构建诠释模型的必要性之外，“全面读者”还回应了诠释学重构主体时难以回避的第二性问题。根据历史主义诠释学的观点，“我们试图理解的不是过去本身[……]而是仍保留至今的材料和原始资料中的东西”（格朗丹 2009：134），这个观点将“读者”隐性地置于第二性位置，因为对经验的读者进行模型化无法消除文本在前、阅读在后的事实。如果从对象的角度出发重构主体，势必遭遇认识论层面的双重疑难：一是主体“总是直接的存在物”，理论性的建构往往迟于主体的出现，二是“认识论的主体不过是无血无肉的抽象”（伽达默尔 2004：535，682）。但如利科（Ricœur 1986：365）所言，理解主体是一个与理解任务同步演进的概念。斯坦纳根据不同的理解任务构建起一种“读者”的类型学，他区分出“古代读者”、“中世纪读者”与“现代读者”，这些“读者”模型面对同一部史诗却需要完成各自不同的理解任务（Steiner & Fagles 1962：9,70,91）。“全面读者”的任务是以上的综合，与此同时，“译者”的任务在于彰显意义其“外延、内涵、推理、意向、联想的范围”，二者都具有“发于词语、内在于词语、超越词语”的意义任务（Steiner 1998：291）。由此可见，“全面读者”与“译者”模型的联系来源于共同的任务导向，二者通过对某个文本连续不断的阅读或模仿性的再现，从而“塑造一种崭新而有效的‘意义’”（同上：141）。

3. 作为诠释运动的“翻译四步”

       现代诠释学经历了实践哲学的转向，落实于文本实践的诠释运动正是“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转向的关键（洪汉鼎 2018：22）。聚焦文本实践的讨论往往将诠释构建成动态的“循环”，譬如，施莱尔马赫提出理解在局部与整体之间往复，伽达默尔再将“诠释循环”拓展为原初视域与个人视域之间的“融合”。在后者看来，诠释运动始终面临着究竟是“在心理上重建过去”，还是“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中”的抉择（伽达默尔 1988：34）。“全面读者”与此不同，由于能够实现伽达默尔所言的“整体的理解”，“全面读者”的诠释运动不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被建构成为立足主体、面向任务的运动，更重要的是，理解主体的重构还能解答伽达默尔提出的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一循环”的问题（章启群 2018：110）。

       理解主体与诠释运动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关系：“解释实践”通过构建任务凸显隐含的理解主体，而理解主体又能锚定诠释运动的起点。斯坦纳将“全面读者”与“译者”模型联系在一起，不仅因为二者以“全面理解”为前提，而且在所有“读者”模型之中，“译者”的诠释假设能够外化“全面理解”这一诠释条件。斯坦纳将这种“译者”模型追溯至本雅明（Steiner 1970：viii），后者将“称职的译者”和“真正的译者”视为讨论译者之任务的先决条件（Benjamin 1991：150,154）。可以看到，斯坦纳与本雅明构建的“译者”非常类似，它并不受到效果历史的制约，因此，它的诠释运动不再以原作和译作——大致对应伽达默尔的“历史视域”与“个人视域”——为两端并在其中循环往复，而是主体带来“回声”，类似海德格尔所言的“带来消息或音信”（格朗丹 2009：169）。

       《巴别塔之后》对诠释运动做出了描述性定义：“最初的信赖-侵入-合并-互惠或偿还——也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对过程的描述。”（Steiner 1998：xvi）在诠释学理论的审视下，常被称为“翻译四步”的诠释学过程其实是对经典和现代诠释学论说的继承与综合。大体而言，“信赖、入侵、吸收、补偿”体现出诠释的三个向度：“信赖”讨论的是诠释运动的方法，“入侵”和“吸收”讨论的是诠释运动的范畴，“补偿”讨论的是诠释运动的任务。

       斯坦纳在论述“信赖”时举出不少逐字对应却因辞害意的译例，由此阐明信赖之“信”（trust）与忠实之“信”（fidelity）之间存在方法与目的的差别。在斯坦纳（Steiner 1998：312）看来，这种“认识论和心理学上都毫无根据”的“信赖”实际上是一种原初的诠释学方法。纵观诠释学史可以发现，信赖之“信”贯穿古今诠释学，对于经典诠释学来说，“信”无异于通往真理，即上帝语言的唯一路径，诚如圣奥古斯汀（Augustin 1636：114）所言，“信赖”是为了“从中获得知识，哪怕不是为了理解他们”，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诠释学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2016：607）仍然认为“信”是“坚实的诠释学方法”。在现代诠释学中，随着理解主体退向次要的理论位置，作为方法的“信”逐渐转变为原本中心论的伦理要求（李河 2005：68）。针对“信”的转向，斯坦纳（Steiner 1998：372）从诠释学的角度提出，“原初的信赖”根植于理解的经验，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无法解读、无法翻译的言语材料”，甚至因为“不同语言和文化有不同的指涉机制，他们不可能完全不重合”。从这个角度上看，斯坦纳所说的“信赖”与伽达默尔视域中的“信赖”产生了共鸣，两人共同认为“信赖”不仅是发现意义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还对语言、历史和传统具有本体论、奠基性的价值”（Holtzen & Hill 2016：96）。

       基于方法之“信”的诠释运动以意义为着眼点，“入侵”、“吸收”和“补偿”都是围绕意义而展开的。有些学者提出，“入侵”和“吸收”本质上具有暴力的特征，而理解中的“暴力”源自施莱尔马赫关于理解主体间关系的理论（Goodwin 2010：31）。施莱尔马赫基于翻译构建出原作者、读者、译者之间的三元关系，他（Schleiermacher 1992：41）认为真正的译者需要帮助读者就原作者“获得最为正确、完整的理解”。依照斯坦纳的理解模型，作为“全面读者”的“译者”与能够“获得最为正确、完整的理解”的“读者”互相重合，因此，理解问题转变为“作者”与“全面读者”之间的张力。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纳并非承袭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思想的个例，伽达默尔虽从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出发，却走向了融合性的理解模型（Bernardo 2016：50）。但是，哲学诠释学不再以宗教经典为准绳，甚至丧失了“信赖”的诠释方法与动机，加之理解文本“经常会被夸大为认识、认知过程中的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整体模型”，“作者”模型的文本化实际上为文本空间的无限开启，乃至诠释失去限度提供了依据（伦克 2021：99）。

       将“入侵”和“吸收”等同为主体间关系，实际上忽视了斯坦纳认为作品不可简单地抽象为“文本”概念的诠释取向。谈到原作与译文的不平衡性时，斯坦纳（Steiner 1998：xvi）再度申明，翻译研究能够体现作品在意义层面的不可通约性，他说：“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十分重要，尤其是在这个解构批判横行[……]学者把文本贬为‘前文本’以便恣意取用的年代里。”《巴别塔之后》借助拉辛、荷尔德林等名家作品的阅读史，梳理出针对同一文本古今各异的理解角度，甚至有时呈现出个性化的解读。法国诠释学专家格莱施（Greisch 1977：298）指出，“入侵”和“吸收”的理论根源在于施莱尔马赫关于理解本质的论说，《巴别塔之后》基于理解是“不断克服现存误解”的观点，将翻译与“变形”、“解读性的挪用”、结合领会与转写的“误领”（mis-taking）等意义关系的建构并置在一起。而作为诠释假设的“译者”其实是在作品的尺度上考察理解的模型，它既没有将理解问题提升至语言整体层面，也没有将理解局限于词义溯源与勘误，而是考察凝结在文学个案之中的“模糊性、语境性、隐喻性和多义性”（Jansen 1978：127）。正如本雅明所言，“在原作和译作中，内容和语言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而“入侵”和“吸收”其实是诠释遭遇抵抗之后，在译作中重新找到一种内容与语言的关系。基于这一点，“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诠释主体，其任务便在于恢复“被占据性的理解打破”的平衡（Steiner 1998：318）。

4. 意义观与诠释任务

       帕尔默（Palmer 1969：93）谈到，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理论家来说，语言与意义观直接影响了诠释任务的理论取向。例如，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对语言的整体抽象之上，因此，诠释任务于他来说在于“超越语言，以便把握其内在的过程”。现代诠释学绕过任务构建的部分原因在于，宗教诠释学要求释经人解释“三位一体”的原初任务不复存在，理解理论构建起来的诠释任务因为理解主体的消隐而被解构（伽达默尔 2004：542）。

       而在意义任务的问题上，“重构”抑或“拆解”的模式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德里达（1967：427）在破解传统意义理论时提到这两种解释（interprétation）模式，其中“一种偏向于解码[……]另一种不再朝向起源”，而偏向“解码”的意义模式倾向于寻找真理或起源。伽达默尔（2004：220）反对作为任务的“重构”，他认为，这种意义构建“归根结底仍像所有那些对过去生活的修补和恢复一样是无意义的”。德里达与伽达默尔的意义论争构成了斯坦纳提出“补偿”的背景。斯坦纳（Steiner 1998：381）指出，“延异”将意义不断生成的特性替换为意义的不存在，他对德里达的质疑聚焦在拆解意义的方法，因为在斯坦纳看来，“所有差异化过程都是相互的，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操作”。斯坦纳（Steiner 1989：147）对“解构主义”的批评延伸到适用对象的层面，他认为解构主义“不是对文学，而是对哲学的‘误读’（misreading）”。与“解构”或“重构”不同，“全面读者”视域中的“补偿”始终着眼于作品之间的不平衡，而它并非简单的增添或删减。斯坦纳以《创世纪》数个语种的译文为例阐明，哪怕是尽可能逐字对应的《圣经》译本，仍然会因为词序、断句等方面的不同语言的特质，导致诠释偏向、不足或过度的问题（Steiner 1998：323）。

       除此之外，“译者”不仅包含任务的要素，还是体现理解活动与理解任务共时性的理解模型。在经典诠释学中，理解主体和诠释任务在宗教层面高度结合，其后的诠释学先后经历了认识论与理解本体论转向，主体性构建逐渐成为第二性的问题，原先隐含在“主体性”之中、与理解同时发生的“任务”随之失去了理论意义。然而，现代诠释学不少理论间接提及理解与任务的共时性。譬如，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1989：115）认为，任何理解行为包含以下两个步骤，“将话语理解为从语言抽离出的因素、将话语理解为它在思考主体身上产生的现实”，而“理解行为只能发生在二者相互交织的时刻”。伽达默尔（2004：396）认为，并不存在先形成某一个“视域”、再进入“视域融合”的过程，正如他说，“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但是，斯坦纳在构建诠释任务时与伽达默尔的理论立场有所不同，他的译者模型中的“补偿”任务是面向被译者“侵入、同化又被丢在一边”的原作，但他承认，诠释运动中的“补偿”难以被形式化研究，唯有几个“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例证”（Steiner 1998：416）。

       立足于不可通约的作品和意义关系的诠释任务，斯坦纳转向了“超越性”的意义建构。《巴别塔之后》引用了施莱尔马赫最著名的一句，翻译存在是因为“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斯坦纳（Steiner 1998：374）却认为，有些论说习惯假设一种“巴别塔之前”的状态，故而从语言单源论出发逆推人类语言似乎从未展现过的、意义同一的状态，由此，“对意义确定性和传播性发自本能的信任催生了种种翻译行动”。针对语言单源论与意义确定论，斯坦纳一连举出格奥尔格、克劳斯、策兰三人翻译莎士比亚的实例，而诗歌作为意义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整体，以诗译诗的“诗人间的交换”说明，翻译并非对着固定不变的意义挑拣词语（同上：411）。如果以语言多样性为起点，那么无论是“全面读者”的理解、还是“译者”的翻译，其过程是在语言的他律下进行意义之间的交换。相比之下，施莱尔马赫从“说着不同的语言”引出翻译的“转述”论（Grodin 1996：47），而斯坦纳（Steiner 1998：374）基于“全面读者”的翻译过程，提出“意义是超越转述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超越性的意义构建实际上存在于现代诠释学，例如伽达默尔的立论基础就在于“文本意义”对“作者”的超越性，从而每一个译者都必须“以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刘云虹 2005：40）。从超越性的意义构建出发，翻译就成为一种承载意义又外显意义的新“格式”，然而，斯坦纳的观点并非翻译理论中的个例，本雅明（Benjamin 1991：150,157）基于相似的意义观，提出了“翻译是一种形式”以及被指之事（le visé）“只能在永恒的变化中才能被把握”等观点。

       基于“译者”模型的诠释过程是“直面作品”，正如奈特（Knight 2003：330）所言，“译者”模型能“从本体论的视角观照作品”。《巴别塔之后》屡屡谈到《安提戈涅》的翻译，斯坦纳（Steiner 1996：80）将荷尔德林的翻译上升为一种理想的范式，荷尔德林对原文的“补强”和“纠正性的重构”，让臻于完满的两部作品交换意义，此间的张力无异于“论争性的碰撞与强制性的融合”。“补偿”的抽象任务其实有着明确的内涵，它指的是作品之间翻译性的“互化”（interanimation），不同的译本之间又形成了“互惠的、积累的批评”（Steiner 1998：479, 438）。斯坦纳（Steiner 1998：xii）由此提出，普遍存在的意义交换只有借助“译者”才得以显现，他说：“翻译以正式且实用的方式隐含在各种交流行为中，隐含在每种模式的意义的每次收发中”，而书题“巴别塔之后”中隐含着的原初意义的多重性、语言的多样性、翻译的关系构建性，构成了提出“理解即翻译”的重要前提。

5. 结   语

       当前，“翻译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许钧 2023：1），亟待译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思考。斯坦纳作为诠释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对现代诠释学的借鉴不仅在于提出诠释的步骤，还将主体、运动、任务等诠释的要素引入了翻译研究，从而为考察译者主体性、翻译意义论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全面读者”的假设形成于对理解合理性的思考，斯坦纳（Steiner 1998：459）通过读者类型学将“全面读者”与“译者”模型联系在一起，将理解问题转化为意义问题，再将实现意义交换的“译者”模型拓展为“通过对过去经典的翻译螺旋式前进”的拓扑模型。斯坦纳后期将“译者”模型迁移到“批评者”，从诠释要素来看，“批评者”与“译者”一样指向主体、运动和任务。翻译或批评的“连贯性”实际上是作品之间基于意义交换的关系，而这种作品间的关系性建构为遭遇“危机”的比较研究方法奠定了合理性的基础（Franco 2016：4）。

       除此之外，现代诠释学在转向理解本体论的过程中逐渐将主体问题置于第二性位置，隐含其中的方法、运动、任务等理论要件随之一并隐去，以至于德里达在和伽达默尔辩论时，将经典诠释学视为方法的“善”（英语goodwill, 法语bonne foi）指认成仅仅具有宗教内涵、甚至全然倚赖诠释者的主观情感（Michelfelder&Palmer 1989）。从这个角度上看，不会因概念化而退隐的“译者”恰好给予理解理论一种主体性的馈赠。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德勒兹空间批评研究”（23WWC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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