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黄忠廉：中国译论发展十大问题摭探

       中国译论发展研究关涉译学未来走向，有助于保持理论发展的续航力。新世纪之初，杨自俭（2002）就提出，建立翻译学科需要加强中国译论、外国译论和翻译实践三个方面的研究。但译论研究在译学发展过程中未受到足够重视，“中国有无译论”的问题值得深思（王宏印，2003）。关于这一问题，学界逐步形成了两大立论路径：范式驱动和问题驱动。前者关涉共性问题，有助于把握整体发展脉络；后者优势在于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精细论证；二者互补融合，才可共促译学发展（吕俊，2008）。然而，在当下研究中，理论认识与实践仍然脱节，“以西驭中的学术研究范式”曾一度占主导。在文化自信大格局新形势下，应调整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格局，做实实在在的研究（潘文国，2016；习近平，2016）。“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以期改变本土译论自创力不足、在国际上处于“半失语”状态的现状（胡开宝、辛红娟，2021）。真问题作为研究的一个起点（阿尔都塞，2010；阿尔都塞、巴里巴尔，2017），可促进学科发展，其实质是“理论问题的生产方式”；问题间亦不是无序的关联与任意的组合，要注意“提出问题的方式”，并逐步形成问题域中的“问题集”（吕俊，2008）。“译论”范畴的厘定、分期及分级（黄忠廉，2021）使诸多研究逐渐清晰，如翻译史和译论史的关系内涵辨别（王俊超，2023）等，进而产生一系列译论研究问题。学界对中国译论发展的认识逐步清晰，因此，可纵横综观中国译论史实与史识，圈定其发展的领域，撮其大要，再寻幽探微其亟待解决的问题体系。

       中国译论发展有其深度与广度，纵深为主，历时漫长，近2 000年；横向为辅，为时较短，40来年。纵深研究自古至今，以中国传统译论为主导，构成了中国译论发展的本位，对其深入研究可以固本夯基；横向研究由西向东，以西方译论东渐为主导，构成了中国译论的外位，对其周全察考可以学西拓新。中国译论发展的“双重定位”，可以为诸多问题辖定范围，厘清问题间的内在关系与潜在的逻辑空间，即划定中国译论发展研究的问题域（problem domain）。问题域关涉提问的范围、问题之间内在关系、问题走向、可能性空间，并随问题走向而发生变化，具有“动态开放性”，伴随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特定历史情境变迁而不断拓展和深化，是学术自身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刘俐俐，2012）。

       中国译论发展研究的问题域指其未来可研究的具体问题所构成的系统。中国译论发展“可细分为基建史、重建史与创建史：基建史，旨在发掘史料，以译思夯实译论基础；重建史，旨在重新组织改造原有译思与译论的书写；创建史，旨在基于传统与外来，创造建立新的译论”（黄忠廉，2021）。相应地，中国译论发展研究也可按基建期、重建期与创建期划分。前述的“双重定位”与“三期划分”大致涉及中国译论发展的五大研究领域：译论发展固本夯基、译思涓流考源融会、译论范畴化系统化、译学反促译论升华、中国译论学西拓新，五大领域又可洐生出下节所提及的具体研究问题。（见图1）

       中国译论发展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本土实情，坚持本位观，从语言异质和文化特性角度进行历史考察，服务于汉外互译实践及其译思与译论。译论演化历史是贯穿发展史的核心和主线，系列译论的研究与什么译论有关联？何种译论奠定了基本格局？与哪种学说共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译论史将生动地再现中国的译论发展基本脉络，全面具体地展示中国译论的发展。按时间顺序再现译论史的发展过程，由简单至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分阶段有序推进，力求反映译论史的全部，主流与支流共存，丰富而具体，真实而公正。重要的译论发展转折点有时不宜生硬地按世纪划分，译史与译论人物也不宜强行按年代划分。整部中国译论发展史首先要正本清源，为译论史的研究确立基点。

       首先，要确立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工具，为整个课题奠定学理基础。元理论研究可以将最一般的译论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确定常咀常新的传统问题，考其系统性、专门性、工具性等（黄忠廉等，2021），迫使译论史正视自身的“存在”，可将其显豁地推至面前，以此反思和重新审视译论自身、中国译论发展分期、译论发展形态等问题，此类问题均缘于对译论的理性认识不足或不同。分期宜采取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法，从翻译的理论逻辑与历史发展中寻求中国译论存在和发展的路径；从内部与外部兼顾分期，前者按译论发展的逻辑考量，后者按译论发展的社会因素考量。中国译论发展史会呈现为一幅谱系图，要为其搭出分析框架，以学科的眼光设定译论发展的分析与解释工具，通观在先，以便明确研究目标，确保方法得当、结果可靠。传统译论虽由各代学人或译家概括提出，但概括只是理论的表象，推论才是其基本因素。史上诸多理论缺乏系统性，是因为构成译论的概念、命题彼此未关联成“完整的译论故事”。理论虽由包含很多假设或定律的陈述体系组成，产生于严谨的推理，但也有大系统和小系统之分，可以是“点”，也可以是“面”。据此，要绘制中国译论发展史完整的谱系图，可对旧译论删繁就简，或阐释生发，剔除关联不大者，摒弃完全错误者，以完整呈现译论的表述为核心，向前追溯，向后延伸，展示其发展样态。勾画中国译论史发展图谱，旨在日后的译论真正理论化。

       其次，整理中国译论的基本数据，构建译论文献库。文献性基础研究对于译论史研究极为重要，应予以足够重视。具体可分为三个步骤：建文献库；依据已有文献数据库，进行文献分类、聚类；依据文献谱系关系，发现文献关联，形成译论体系（庞秀成，2020）。

       通过以下四步建好文献库（Pym，1998；柯飞，2002）：第一，系统整理，去芜存菁，从纷繁的史料中理出脉络；第二，分析每种译思产生的因果与学术渊源；第三，从只言片语中科学考证译思的意义；第四，整合前三者，还其原貌，明其历史价值。不过，并非所有的译论都具备宏大体系，如西方译论中西塞罗之自由翻译论、泰特勒之译事三原则、严复之信达雅、钱锺书之化境论等，均只是关于翻译的观点概说。对古人或前人应持大小系统译论并存观，传统译论可以是翻译的思想、观点、论述等，呈现为翻译的“说、论、学说、理论”等形式。因此，应力求搜全中国译论文献，建好文献库，用作数据库，以便广为开发。依托已有数据库，进行文献分类、聚类。基于国内数据库，如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国学大师网、中华科举库、“中央研究院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等资源，可利用传统与现代手段搜集中西译论文献，以中国为主，建文献库，这是本课题的基础性任务。可从译序、引言，甚至疏、折、片、上谕等文献中挖掘中国译论资源，将中国译论的核心范畴与体系问题化。除传统手检人读，大可通过数据挖掘进行分类，据同一组数据对象的共同特点将译论文献自动分类，再进一步聚类，据译论文献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再将一组文献细分，据相似性划出同类和异类，据相关性分出跨类。最终依据文献分类及聚类，发现译论文献的谱系关系，将其作为研究的起点，可据某一文献推出其他文献，从某个译论研究导出其他译论问题，以此不断扩大译论体系。

       每种译论均有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特征，应察其前后的嬗变，尤其要比较其早期与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更要研究其不足以及未来可能发挥的空间。中国译论整体特征是否仅有经验式、点评式、随笔式等？中国译论如何系统化？其发展规律与原理是什么？现实功能前后有何发展？表现形式又如何多样？其认识论、方法论外化为思维和研究方式，如何充分发挥左脑式思维的优势，又不失中国形象思维的强项？这些问题均需做出回答。

       中国译论既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外互译实践，又要从中走出，概括出反映一般翻译规律的普遍译论。只有特性融入共性，才能走出一条特立而非孤立的论译之道。所以，译论发展要突出本体，译论发展应回归本体，回归到文本和翻译的行为，在此扎根，才能生发新论，再向外拓展，从而使译学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中国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在于国别，而在其独创性、系统性和合理性；若能自成一体、经过实践检验、有别于西方，自然会引来目光，被人吸收。传统译论是一个宝藏，其间关系多层交叉，前后相互包容与迭代，需一一考辨发掘。根据功能指向和理性基础，译论可分为规范性译论、哲学性译论、分析性译论和描写性译论等。

       从理论发展来看，译论首先源自实践，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翻译理论，译论主要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翻译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原理和思想体系，往往基于原有理论细察新材料，从新视角描述原材料，概括出事物的倾向或规律。这种归纳法是中国学人的优势，应继续发扬。其次，译论源自理论推导或借鉴，从原有假说和理论中发现问题、不足与疑问，提出新问题或假设，采用新方法，验证新假说，证实或证伪之后，弘扬正说，匡谬正俗，或丰富、深化、完善原有理论，或提出新的假说及理论，从而推动理论向前发展。这种演绎法是中国学人应补齐的短板。

       传统译论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或美学，过于依赖直觉迁移，偏重主体悟性，讲究宏观印象。中国传统译论强调实用价值、经验规范与心性感悟，形散而神不散，有问题意识而缺范式效应。为了兼具二者，或由前者向后者转型，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对译（论）家思想深度挖潜，核心开发，综合研究；第二，基于中国译论的现实诉求，揭示其理论逻辑；第三，平视西方译论，彰显世界维度与国际比较视野；第四，将散珠般的问题串联系统化，以显其发展脉络。

       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首先要做好基建工作，建立起中国翻译的知识体系（张佩瑶，2008）。理论必有体系，体系必有论点式判断，判断必用概念，表达概念必用表达范畴的术语。成功的理论多自成体系，有一套专门术语。中国特色译论发展最初并未受西方译论影响，因此有必要先回归中国语境，去传统译论寻找家园，为译论范畴的形成与观念的确立考源。译学人物是立体的，不能沦为轶事注脚；译论是历史性的，应尽量还原历史。唯有如此发掘，才有真正的话语权，所议者才是中国译论。如张思洁（2006）曾把“诚”归为翻译过程论中的一个关键范畴，指其为翻译主体修性养心的至高境界。回溯中国传统译论历史渊源，似乎中国译论所提出的“信”并非直接指向翻译文本，而是针对翻译主体的艺术修养和人格修养（陈大亮，2009）。

       面对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历代译论文献，需继续发掘史料，追溯古代译论之肇始，溯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探其成因，如佛经译论的重新分期、赞宁“六例”说之逻辑渊源等研究，进一步厘清相关译论，还原中国传统译论。“注疏、诠释、阐释、重释等是进入中国传统译论的门径”（黄忠廉、费周瑛，2023）。翻译思想的现代阐释并非“翻译”古代译论，也不是全盘西化或比附于西方译论，不是以古“瓶”装今“酒”。译论文献整理只是初步的工作，从中有所发现才算得研究，于旧中释新意，提炼出其有影响、持续久、反复出现的核心思想。既要深知所读，又要悟出己见。读书出思想，主要靠看长处，揭短处，自设新思路。译论发展史不是个人学说和理论的集合，而是具有连贯性的思想演化进程，涉及核心议题的反思和译论背后更深层的理念、价值观等。因此，要从史料中理出线索，彰显译论史的连贯性.

       中国译论史料浩瀚，蕴含着丰富的译学观念与命题，但多数以只言片语隐于史料。因此，在中国译论基建期，要搜补大量历史文献，甄别、清理、阐释，不过度诠释，以求保真。以适当范畴化为主，重在以古释古，采取“知人论世”的态度，将译（论）家的思想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获得对其理论贡献更为全面的真实认识。史上的中国翻译思想常表现为鲜活的概念或范畴，古代范畴研究目前暂时不多。译论范畴有助于译论体系搭建，应该发掘元范畴，即译论范畴之范畴。元范畴抽象程度最高，所辖范围最广，内涵最深刻，生命力最强，产生得较早，又与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借自上述学科。元范畴与次级范畴可演绎成译论体系。应凭借强烈的问题意识，从史料中梳理出诸多范畴，建立古代译论问题系统，再逐一阐释。

       可对译论发展采用历史追溯法，对不同时期的译论变化形态追本溯源，予以“还原”。许多译论文献是其所在时代变迁之标本，还原之后，再从中寻觅启示。这并非追求古代译论的绝对本义，而是紧扣文本原有结构，借助丰富的史料，一定程度“再现”古代译论文本的意义网络，藉此对译论的“踪迹”积极追溯。要从传统的积累中找出真正的规律，有时需反复重回“故纸堆”，考证能否刨出中国译论之根，能否进行深度发掘，能否解释说明许多翻译现象。凡此种种，可以力促中国译论的还原性基本建设。

       中国古、近代译论与现、当代译论相比，基本未受西方译学浸染，保有浓厚而纯粹的国学味道，其主要的译论范畴多来自古代文论和哲学，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决定了中国译论知识考古的必要性。以往的译论史研究多采用传统模式，即以史料搜集与就事论事式分析为主，强在将零散的译论事件串成历史性的延续体，弱在未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系统的、宏微结合的、史学与逻辑相结合的谱系式研究。因此，不可避免地忽略了隐含于译论之间偶然或复杂的具有谱系关联的译论现象，未勾勒出具体而系统完备的发展路径。

       考古，带有设想，需要证明。要考证译论合理解释了什么现象，所发明的术语是否名实相符等。40年前，西方译论并未从根本上作用于中国译论，那么，中国译论进程的历史分界点有哪些？哪些能准确地体现中国译论特征？要系统回答此类问题，就要对中国约2 000年译论史进行知识考古，或做谱系性研究。可从谱系学与译学角度入手，采用知识考古方式追查中国译论典型的类型性特征和集体性先天成因，对不同时期代表性译（论）家的译论谱系构成展开分析，彰显其间的谱系性关联，寻找谱系参照和译学依据，以证实确当的认识，证伪错误性认识。本课题将以译学为本，以谱系学为领，对中国译论史予以宏观与微观的双重梳理，厘清古、近代译论传统与现、当代译论发展的关系，以期为未来译论指明可能的发展路向。

       史上译论发展规律性思想进一步深化、系统化，可赋予译论更强的历史感。传统译学范畴体系性认识，仅有王宏印等少数学者尝试过，研究尚不全面。王宏印（2003）提到，现代化转化研究了本体论等六大问题，可从某译论本身抽取其关键范畴或概念（如佛经翻译十大范畴）加以组合和解释，尤其是通过学理阐发形成普遍性概念，可直接为中国翻译学建设提供理论范畴；或将译（论）家的经验或思想上升为理论，总结出相应的理论范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论范畴和理论体系，逐步形成现代译学规模和形态。然而，这些研究无法涵盖中国译论的复杂性和历史性，还应该基于译论本身进行范畴和概念抽取，并加以组合和阐释（王晓农，2018）。

       在理论化过程中要防止复杂译论史过于简单化，更要防止简单译论史过于复杂化。理论化的结果，即体系的内涵，可大可小。大，指构成各完整译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以显其统一性、连贯性和制约性；小，指由稳定的个体译论范畴、原理有机地统一表现出来的精微的理论形式。中国译论体系的基本结构由两项逻辑要素构成：一是由基本概念及其内部联系所组成的逻辑基础部分；二是从逻辑基础出发，按逻辑规则推演出来的逻辑关系。译论体系结构纵横交错：纵向研究可以打通古今脉络，以古鉴今，以今明昔；横向研究可以融通中西传统，互相阐释，互动融合。纵横研究结合从而完成中国传统译论体系的建构。如陈大亮（2022）在考察中国译论特色之“特”时，发现中国译论字本位的译论范畴：言、意、象、文、质、形、神、诚、本、味、韵、境、信、达、雅、化等，对字本位译论范畴关系问题的研究仍可继续深入推进，以构成整体范畴之间的逻辑链条。

       理论化过程无法不按现代理论要求推进，但要时刻预防脱离历史语境过于理论化，以今律昔。只有理论化程度较高的中国译论才足以保证可证实、可证伪、可操作、可发展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译论所必备的系统要素中国译论都应具备，正可以此作为标准，指明传统译论具备了什么，这便是传统译论的优点与强项，是历史性体现，正可以此勾勒中国每种译论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宏观呈现中国译论不断发展的态势。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可抽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进行学理的批评分析和继承性阐释，将其整理成形，完成体系性建设。传统译论还可按翻译类型，如宗教、科技、文学、政治等范畴逐个理论化，也可按译学本体论、主体性、认识论、方法论等予以理论化。目前，国内对“信达雅”“神似”等译论思想的理论化程度还可提高。其中，神似观最早出现于清初魏象乾所著的《繙清说》，后呈不同的发展形态，到傅雷才产生较大影响。梳理200余年的不同论说，将其理论系统化，同时展示译论发展的系统化趋势，可完整地呈现其发展演变的全貌。

       对各朝各代的译史、译识、译论常需重新考量，如材料是否有效，结论是否可靠等。因此，本课题对译论的再次理论化过程实为重新认识的过程。重识之后再按真正的译论规范去重构，这便转入复建环节。中国译论界传诵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可谓翻译思想的大串联，从中可窥中国译论研究在特定阶段的发展脉络，虽明显缺少西方主导的范式效应，却不乏鲜明的问题意识。信与顺、科学与艺术、归化与异化等，都是开放的真问题，只要适当系统思考与研究，均可形成独特的中国译论。

       重读、补读传统译论文献，不能一上来就居高临下，而应实事求是地对待每部书、每篇文章，优是优，劣是劣，两不相掩，应取“无罪推断”法则，虚心接受合理之处，发现失理之处，最后展开批评性思考，这便是疑古精神。藉此可以发现所读译论文献的理论缺陷，发现且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理论上立得住，破中有立，由“理论之困”到“理论之解”，便可步入理论自觉。去芜存菁，叙议结合，重识与复建的理据是元理论，换言之，元理论是复建的基础，元理论具有通约性，不仅古今通，有时中外通，以通约性去考察译论的先后演变，那些外表可能看似有异的各种译论观点，实际可能暗中相通。传统译论的这种重识与复建澄清，一可还其本来面目，二可提出新学说。如古代“文质”之争，为“直译意译”之争所替代，译学传统便开始失语，越发式微。又如严氏“信达雅”，百年来翻来覆去地在三字之间争论，甚至是赋予新的内涵，争相替代，还不如回到严氏“文章之正轨”，以文章学观译事，这便是其元范畴，一语破的，一句顶万句。

       中国传统译论的西化，其实清末民初就开始了，始于术语的西化，其后的译论表述便身不由己，追随西方了。西化以至消亡者，已习非成是，只好接受；西而未完全化之者，可以反正；初被西化者需即刻纠正，予以澄清，回归本位。如果放大社会、文化、译者主观、美学等因素，出现了清末“豪杰译”及其译论观点，就不能仍置之于传统的全译之下考察，而需将其放大，从社会文化角度入手，才可得正确的认识；若以全译量之，必失其理论意义与史学价值。若能结合严复、林纾等人的翻译实践与译论观点，则可从中提炼新的译论，如变译理论等。所以，面对古今中外的译学人物，对粗疏者细化，对宽泛者精化，将高论者落地，将宏大者缩小，为繁烦者简化，为浅入者深化。

       当代中国译论从有没有，到要不要，甚至是能不能，发展呈两条主线：一是基于西方译论，二是源于中国传统译论。二者有时相互辐射或影响，形成理论群。当代译论创建多在改革开放之后，大致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西方译论译介期，即中国译学意识觉醒期；20世纪90年代西方译论持续译介期，即中国译学反思期；21世纪中国译学研究日渐西化期，即中国译学创建期。中国当代译论需要系统梳理，一为传承本国翻译学理，二为与世界译论对话。写好当代史，可对后世后人负责，支撑当下译学的发展，也为世界译学作贡献。

       西方译论更重抽象性、条理性与系统性，重翻译实践客观描写而非主观规定，立论分析缜密，多经推论得出翻译的普遍原理、规则等。以世界眼光展开译论批评式借鉴，其最佳方式是找到有机联系当代西方译论体系的合适基础，进而中西融合，再造中国译论。但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译学现代化过程实为不断“西化”的结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门打开，恶补了西方译论，用其译论体系筛选、改造中国传统译论。“奋不顾身”现代化要防止过度西化，“本土化”的过程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国内译学的发展，但西方译论的大规模引进和阐释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译论的构建与发展。

       译学界学科意识日益增强，越过译论跨学科的译学创建成为一股热潮，跨学科嫁接也成为潮流，先后涌现了翻译伦理学、和合翻译学、翻译地理学、生态翻译学、认知翻译学等，包含或不含具体的译论，从学科层面或侧面勾勒了中国当代译论发展的侧影。殊不知，学科诞生最具实质的标志是确立专门对象，实现学科的理论自觉。未立对象，无理论体系，即使发明了学科之名，也难说发现了学科之实。“论”有别于“学”，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系统化，学科视野更广，译论仍然是译学的基石。典型案例如翻译美学，正是源于中国传统译论跨学科创建而成的。中国翻译“美学观”的最本质基础是美学理想追求。支谦首次将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美学思想引入译论，鲁迅之丰姿、茅盾之神韵、郭沫若之风韵、朱生豪之神味、傅雷之神似、钱锺书之化境等都体现了翻译美学观，成了中国译论研究永恒的论题。许渊冲之三美论，刘宓庆著《翻译美学导论》，首次尝试系统全面论述了翻译美学，此类研究也正是未来要重点推进的。

       当下中国呈现出译论多元化趋势和较为强烈的“译论体系”自觉，所提出的译论虽说不多，但原创意识的产生并不晚。1987年南京“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青岛“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召开，译论研究共同体初见雏形，译论独创意识逐渐增强。当下与未来，面对西方译论将“学”“术”分离、传统的“术”萎缩时，中国学人可由“术”起步，走向译论，甚至走向译学，如变译理论、翻译选择适应论、译者行为批评论等，又如科学翻译学、翻译批评学、应用翻译学等学科。传统译论中，从支谦和支谶等人之文质说、严复之信达雅说、鲁迅之信顺说、郭沫若之翻译创作论、林语堂之翻译美学论，到朱光潜之翻译艺术论、茅盾之艺术创作性翻译论、傅雷之神似说、钱锺书之化境说、焦菊隐之整体论等，均需深入研究，经理论化与系统化，提升理论性，这正是译论发展史留下的重要课题。

       当下学界也在修正译论产生模式，中国译事发生了战略转移，由译入逐渐转向译出，外译成为中国一大特色，口译呈几何级数地增加，汉外机译成为新宠，民族翻译越来越频繁……如何从国情与国策出发，总结中国最具特色的翻译资源，中国翻译实践产生的众多问题亟须外译理论回答。因此，未来中国译论要着力于发现和解决先是中国、后是世界的翻译实际问题，有中国经验而无世界理论的问题，而不是只埋头于书斋解决与中国译事关系太远的问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立足中国翻译现实的具体问题，才可产生“己见”“主见”“话语”，才可与西方学者展开有尊严的对话，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译论体系。同样，各民族之间的族际翻译也颇具特色，为新译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融合创新是当代译论史的特色，也是未来之路。古今中外译论彼此对话，彼此受益，以多元开放的眼光观照译学世界，超越中西译论模式，以求兼容并蓄。共性将是趋势，普适性是最终的目标。将西方强调的“为何译”与中国传统的“如何译”结合起来，或可催生新的译论。未来中国译论发展将既基于中国传统，又兼具国际眼光，不再纠结于特色，起步就应高定位：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

       外位参照永远是中国译论发展的重要动力。学界所引介的西方各种译论有：异化归化论、可译论、译者主体性、视域融合论、创造性叛逆、改写论、目的论、操控论、多元系统论、解构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化翻译研究等。面对西方译论，不以偏概全，宜全面了解其演化史或发展阶段，以防有的思想被遮蔽，译介成了片面的真理。同时，还可预测西方译论发展趋向。因此，梳理西方译论谱系，更深入地理解西方译论，探明它从传统走向创新的规律。新世纪，学界对西方译论仍然是亦步亦趋，略有清醒，但研究范式仍是主动或被动地“跟着转”。

       范式驱动是其优势。综观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可谓流派林立：翻译语言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派、翻译文化派、翻译目的派、翻译功能派、翻译解构派、多元系统派等。引用外国译论是本土翻译研究走向深入、迈向国际的重要标志。但前提是熟读并理解其真谛，不能为引而引，防止误用滥用，更不能随意发挥、曲解原意、不求甚解、断章取义。引介旨在理论创新，而非拱手相让理论的领地，成为西方外译论的批发场或试验田，因而有必要考察译介过程的得与失。

       要对中西译论开展扬长避短式研究。一方面，借鉴西方译论，实现译论本土化。引鉴的目的在于将西方译论知识重构、改造并内化为中国式译论（黄忠廉、费周瑛，2021）。语料库翻译学和社会翻译学是“引进+本土化”的两个范例（方梦之，2022），在广度上基于视角多元性、问题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在深度上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或研究方法，将西方译论知识原料重构、改造，内化为本土译论。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研究范式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提升，完成论证过程的现代化。范式驱动是西方译论的优势，其分析性特征是其现代学理性的集中体现，彰显了系统性与逻辑性。重构译论发展史、考察中国译论的成长与发展，均需引鉴西方译论的范式作为参考，助推中国译论的国际化发展。

       当代译论的核心应立足于民族文化，发扬传统译论的长处，改造和升华西方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以此催生出既蕴中国文化内涵又融国外方法优势的新型译论。通过对比，可知中西译论各自的特点：总体讲究实用性与理论性，理论倾向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表述具有含蓄性与明确性，研究分保守性与求新性，立论讲究中立性与神秘性。对比可见各自的优势，西方译论分析性特征是其现代学理性的集中体现，彰显了系统性与逻辑性，具有说服力。

       西方译论需要中国化或改进，即使是将中国译事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译论，也应对其检验、批判和改进，以推动其本土化发展。吃透了西方译论，才知其价值所在，才可发展，新与旧、内与外才可平等交流。与西方相比如何不失自我，是研究中要时刻警醒的。若以西方研究模式为标准，中国传统译论容易被误判“不如西方”。这必与当下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目标相悖，也有悖于译论发展的多渠道与多样性，不利于中国译论发展及其与国际融通。重构译论发展史，考察中国译论的成长与发展，均需引鉴西方译论的范式作为参考，甚至是将其译论知识原料重构，加以改造，内化为中国式译论，如同史上吸收外来文化一样，达到译论互鉴，共同发展。若要继续深入地阐释中国传统译论，就要纠正全盘西化的译论倾向，平衡国内译论局面，促进中国译论研究本土化与民族化。

       中国译论发展问题是中国译学学科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亦是中国译论创新的现实需求。回首中国译学40年，中国译论发展研究亟待从问题域到具体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立足本位，援自外位，未来中国译论发展将按基建期、重建期与创建期展开建设；元源并举，备齐数据，以呈中国特色译论谱系发展全貌；基于史实，还原传统，聚焦史译双学科，夯实中国译论研究的基础；范畴体系化重识可增强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化，可重建中国近现代译论；借鉴西方，跨学科研究，可系统总结反思当代中国译论，快速进入译论原创期；基于中西译论的对比互鉴，反思西方译论的引进过程，可扬长避短，促进中国当代译论研究的发展。上述问题体系涉及研究的站位、分期、方法与目标等，问题的提出预设了其解决的框架、厘清问题的顺序及其内部关系，可为译论发展提供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编号：20&ZD312）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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