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问题导向与
比较视野
刘云虹
文献引用格式：
刘云虹. (2023). 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问题导向与比较视野.外语与外语教学(04), 40-48+147.
作者简介：
刘云虹，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作者邮箱：ningyunhan@126.com;
摘要：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下，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凸显，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结合当下相关讨论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困惑，本文提出可从以下两方面推进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一是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中国文学外译所涉及的翻译定位、翻译方法、文本接受与审美批评等核心问题，力求把握其本质特征与价值目标，全面观照整个文学译介动态过程；二是构建一种比较视野，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就“中译外”与“外译中”、中国文学英译与非英译展开比较研究，在共性与差异、过去与现在、自我与他者等多种关系的范畴内寻求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可能路径。
1.引言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下，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黄友义2022: 158)，文学译介领域逐步形成了“中译外”与“外译中”并重的新态势，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凸显。我国译学界充分关注这一根本性变化，聚焦中国文学外译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实践批评与理论探讨。目前来看，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涉及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拟译文本选择、译本生产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等，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但不可否认，中国文学外译的相关讨论仍有不少方面亟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中译外实践中的翻译方法、读者接受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有待澄清，某种绝对化、功利性倾向值得警惕；围绕中译外活动反映出的诸如翻译原则、价值、伦理等翻译根本性问题，译学界虽已形成一定共识，但在理解上仍有明显分歧；中译外研究较集中于文本批评和个案探讨，而对于文学译介生成过程的整体性把握显得不足。鉴于此，译学界应一方面持续、深入地关注中译外实践，深刻认识文学译介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聚焦问题、拓展视野，在理论上不断探索与反思，力求在目前已取得重要进展的基础上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进而有效推动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传播。
2.直面中国文学外译的核心问题
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学外译被赋予新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如学者所言，从“翻译世界”转向“翻译中国”不仅是翻译方向的转变，“也是翻译策略、方法、规范、目的、立场等方面的转变”(陈大亮2023: 81)。因此，中国文学外译在其所引发的普遍关注中不断引发观点的交锋，且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体现新方向、承载新意义的文学译介活动实际上向译学界提出了新的实践和理论要求。例如：“中国文学是否有必要主动走出去？为什么要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与传播？应该优先选择怎样的文学作品向域外译介？译介是否应该恪守忠实性原则？如何从世界文学构建的高度去看待中国文学外译？如何认识中国文学特质？中国文学外译有可能在哪些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许钧2021: 72)这一个又一个疑问，既指向中译外实践，又深深触及了文学翻译与传播的核心问题。开展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译学界应增强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来激发新的思考。
(1)翻译定位问题。近年来，针对翻译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文学外译肩负的历史使命，学界提出应该重新定位翻译。“重新”意味着以发展的目光观照翻译，一方面超越始终处于变化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探索翻译内在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则立足时代变革，思考翻译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应发挥的作用。定位翻译，首先在于把握翻译的本质。从狭义翻译过程来看，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符号转换性，只有对此有充分认识，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翻译所具有的开放与创造精神。在《翻译论》中，许钧(2003: 69-74)对翻译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全面阐述，指出翻译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这一论述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学界对翻译本质的共识。在近年针对重新定位翻译的思考中，许钧(2015:9)强调“要认识翻译、理解翻译，有必要先谈符号问题”，并明确指出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符号转换性。在他看来，“符号的创造、使用与转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根本性的方式，经由转换的符号性创造，拓展的是人类的思想疆界，促进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之间和各种形态的文化成果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通过翻译，人类的文化得以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在时间上不断延续。如此认识翻译，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翻译的本质，才有可能理解翻译的重要性”(许钧2015: 9)。在目前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中国文学外译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或急于求成的心态的情况下，明确把握翻译的符号转换性这一本质特征，应该说有特别意义，有利于克服因功利性认知或工具论而使翻译之用被窄化的倾向。从广义翻译过程来看，文学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生成性。“生成，贯穿文学翻译的整个过程，它是译作从无到有的一种生成，是翻译不断抵抗不可能性的一种生成，也是原作超越自身走向生命拓展的一种生成。”(刘云虹2022a: 598)中国文学外译不是一时的热情，不仅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未来，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并一直“走下去”，真正地、长远地发挥文学促进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作用。基于这样的根本诉求，从翻译生成角度认识并考察原作新生命的诞生、译本生命的传承及翻译自身的成长，推动中国文学得以更有效地译介与传播，便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定位翻译，还在于确立翻译的价值。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下，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性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伴随着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遭遇的挑战、引发的争议，翻译价值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各界的充分认识，甚至遭受了某种诘问。即便在与中国文学外译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学界，也不难听到针对翻译的质疑之声。如有文学批评者认为，文学译介过程中，经过翻译家的“改头换面”，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沦为某种“象征性文本”(李建军2013)，故而西方人通过译本所读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尤其是，功利性倾向的存在使得学界对翻译复杂性的认识、对翻译根本价值的把握不足，“只从市场角度评价翻译作为一种工程项目的即期效益，而未从精神建构的角度来衡量翻译作为一种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的事业所产生的长远的历史影响，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翻译焦躁症与市场决定论”(许钧2017: 2)。因此，如何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中彰显翻译应有的价值，这是对翻译进行定位时需面对的问题。立足翻译推动文化沟通、文明互鉴的使命与担当，我们应将翻译视为“主导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 (许钧2015: 9)，以推动中外文化在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为根本目标来思考翻译究竟何为，建立科学的翻译价值观以引导翻译实践，促使翻译真正成为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平等交流的使者。
(2)翻译方法问题。“如何译”是翻译实践的基本问题。围绕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尤其是葛浩文在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尽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方法，翻译界、文学界和评论界存在差异性认识，甚至有彼此对立的观点。究竟选择原汁原味地再现原文，还是采取所谓“连译带改”式的翻译方法，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外译中一个重要且亟待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翻译方法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就过程而言，它并不拘泥于单一的语言或技术层面，方法的选择涉及语言、文本、时代语境、文化关系等多重因素，具有不可简约的内在复杂性；就结果而言，它并不局限于单一的翻译层面，尤其是狭隘的功利性文本接受层面，而应被置于文化交流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也就是说要从促进中外文明的对话与融合这一根本目标出发，来检视方法的运用及其产生的译介效果。应该看到，翻译方法的运用虽直观地体现于译本生产，但就方法所依赖的时代语境与主体选择、所决定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所影响的文学接受与文化传播等层面而论，文学翻译整个生成过程及其相关要素，实际上无一不与翻译方法有着紧密联系。进一步来看，翻译方法不仅参与翻译生成的各个阶段并在其间发挥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翻译场域内各种关系的建立，包括文本关系、文学关系、文化关系以及更深层次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文学翻译生成全过程，基于动态发展的观念，来评判翻译方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着重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翻译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有助于实现原作新生命的构建；第二，翻译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有助于译本生命的传承与丰富；第三，翻译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有助于翻译自身成长空间的拓展。
(3)译本接受问题。译本接受是文学译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接受效果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文学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效度。译本接受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就理论而言，文学翻译的生成性本质与文学译介活动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接受是文本生命不断生成的表征，始终处于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所构成的可为空间内，处于各种关系演变所推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就实践而言，无论是以中国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传统经典，还是以莫言作品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其译介与接受都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以及中外文化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节译、改写到全译，从不忠实到力求忠实，从单一文本模式到多模态译介，中国文学名著外译呈现出阶段性、时代性与发展性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的零星译介，到目前被全世界五十余种语言的读者阅读，莫言作品的异域生命空间不断拓展，日趋丰富而深入的跨文化多元阐释促使其生命力和影响力逐步提升。
文学接受问题有其重要性，更有其复杂性。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就其中所涉及的语境、立场、影响要素和接受效果评价等方面展开探讨，但某些认识仍有待进一步澄清。“读者期待”是文学接受的核心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对翻译过程中策略与方法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应予以深切关注。那么究竟应如何理性看待读者期待？有学者曾敏锐地指出：“与中国文学外译应采用归化策略的主张相伴的是‘读者期待’论，似乎西方读者总是会期待归化的译文，殊不知‘读者期待’本身是个有点‘诡异’的概念，特别是严肃的文学作品的‘读者’。”(张春柏2015: 13)之所以“诡异”，因为“读者是谁”和“期待什么”都需要进行细致的考察与辨析，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当论及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的读者期待时，“读者”是否指“西方读者”？同为西方读者，法国读者和美国读者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是否应区分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我们知道，文学阅读理论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读者身份问题，对“谁读？”这一疑问的多样性回答表明读者绝非“统一的实体”，相反，“我们所谓的‘读者’既不稳定又灵活多变”(本尼特2014: 3)。英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家本尼特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阅读理论的发展已经将“阅读”和“读者”概念“问题化”，“这就意味着不仅读者与读者是相互区别的，而且任何一个读者都是多元的，任何阅读也由这种差异所决定”(本尼特2014: 7)。同样，在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视域下考察译本接受问题，也应全面理性而非片面盲目地看待读者期待，认识到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即便同一目标文化中的读者期待也是主客观多重要素影响下形成的，以差异性和可变性为根本特征。因此，译学界在考察和探讨译本接受问题时，应更深入地把握翻译活动的规律与中国文学外译的现实语境，坚持动态发展观，真正从文化交流、对话与共生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诉求与历史使命，并以此为出发点理性看待文学接受与文化传播中的障碍与得失，为推动中外文化更为真实有效的交流创造有利条件。这一过程中尤其要警惕中国文学外译的唯接受论，实际上，通过对中国文学外译实践的考察，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外文化交流趋于深入的背景下，随着中国文学外译实践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提升，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接受立场不断变化，理解和接受能力也相应地逐渐有所提高，对中国文学抱有的通过文学了解社会的认知诉求和出于东方想象的猎奇阅读心态正在逐渐转变为对作品文学性本身的审美期待(刘云虹2019: 109)。
(4)审美批评问题。中国文学逐步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学特质与价值也越来越得到关注，尽管如此，中国文学世界性接受中的非文学倾向仍显著存在，成为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与实践中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文学接受有审美、认识、诠释和交流等多重属性，而审美属性可以说是其中最为根本的：“文学的审美属性是文学活动的其他各种文化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们之所以愿意以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知识、启迪自己的人生智慧、增进自己的人际交往，首先是因为文学接受能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具有审美体验的价值和审美享受的属性。”(童庆炳2015: 340)倘若文学接受的审美属性被遮蔽，文学接受的其他价值便会失去其独特的形式与载体，文学的魅力与作用也很可能难以体现。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应充分认识到审美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探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固然是海外读者阐释和接受中国文学的一条不容忽视的路径，很可能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选择，但这种忽略文学性的译介与接受倾向往往使文学作品服务于历史、社会、政治等各种文学之外的目的，中国文学的根本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得到真实呈现。且不论由此导致的种种标签化和猎奇式阅读心态给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造成的障碍，即便中国文学一时能得以接受，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基于非本质性、不平等交流的‘走出去’也无益于中外文化之间形成真正的对话。”(刘云虹2022c)因此，译学界应立足原文的审美感知与审美判断、译文的审美再现与审美接受等层面，就中国文学外译展开批评性研究，力求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以本真的“文学”姿态走向世界。
开展中国文学外译的审美批评，首先要增强审美批评意识。目前已有不少结合译介个案和具体文本对翻译审美问题开展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相关探讨并没有体现出明确的审美批评导向，很大程度上仍服务于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讨论，或侧重于译文在目的语语境中的可接受性。故此，译学界要树立审美批评意识，以充分的审美批评自觉，积极介入从译本诞生到译本接受、阐释与评价的整个文学译介过程，探寻如何将文学审美转化为真实有效的翻译审美。开展中国文学外译审美批评，还要在深刻把握文学审美特性的基础上，着重考察翻译方法的合理性与文学接受的有效性。例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具有“蕴藉”特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意义总是“蕴蓄深厚而又余味深长”，这表明“文学作为社会话语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意义生成可能性”(童庆炳2015: 81)。“含蓄、含混和朦胧”因而被认为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话语的本质特征。基于这样的认识，译学界应深入关注中国文学外译实践中存在的以易于读者接受为目标的明晰化翻译倾向或归化翻译策略，展开必要的批评性研究，引导译者在文本生产过程中深入把握并尽可能再现原作的文学特质，也引导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有意识地体会、欣赏作品经由其文学性而散发的独特魅力。
3.构建一种比较视野
关注现实、聚焦核心问题，有助于译学界把握中国文学外译的本质特征与价值目标，全面观照整个文学译介动态过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进一步加强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在此基础上，译学界应有意识地构建一种比较视野，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比较研究，在共性与差异、过去与现在、自我与他者等多种关系的范畴内寻求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可能路径。翻译本身蕴含着一种开放的精神，翻译研究也应该体现这样的开放性。
(1) “中译外”与“外译中”的比较。由“外译中”占主导地位到“中译外”与“外译中”同等重要甚至“中译外”在当下更为重要，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领域发生的多重变化中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翻译方向的改变必然带来新的现象、引发新的问题，迫切需要译学界积极应对，及时转变研究思路，就中国文学外译展开针对性研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中译外”，还是“外译中”，都属于翻译活动，都要遵循翻译的基本规律，体现翻译的本质特征，承载翻译的价值与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两种方向的文学译介并非迥然相异，而是既有差异性，也有共性。目前翻译研究界十分重视两者的差异，上文提及的重新定位翻译的呼声正源于此，相反，对其共性却关注不足。实际上，通过比较的视域，不难发现“中译外”和“外译中”经历的发展阶段、涉及的影响要素、指向的翻译根本性问题等都有共通之处，完全可以相互参照，尤其是外国文学汉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可为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葛浩文的翻译和林纾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葛浩文在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以读者接受为考量，采取删节、改译等不尽符合翻译忠实性原则的翻译方法，并引发了学界持续不断的争议；同样，林纾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改动，以及种种不忠于原作甚至背离原作的改译，使其翻译行为饱受质疑和责难。结合中外文学互译中的这两个典型案例，译学界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比较研究。例如，如果我们对比考察翻译方法背后的翻译动机与价值目标、历史文化语境，就会看到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之所以特别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既是个体的翻译选择，也是深受目的语历史文化语境和既定时期的中外文化关系的影响，因而都是中外文学文化交往历程中的阶段性产物。这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翻译活动的历史性与发展性特征，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历史发展、中外文化关系的演进将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更为开放的空间。在今天的外国文学汉译中，林纾的翻译方法早已不再是主流，原汁原味的译本很大程度上成为译者和读者共同的追求。以此反观中国文学外译，又如何能不用一种发展的观念去合理评判所谓“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又如何能停留在读者或接受决定论的片面立场上？以史为镜，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要树立更为明确的历史发展观，一方面深入认识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诉求及其在现阶段的局限性、在未来的发展性，另一方面深刻把握在翻译开放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文学外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促使翻译为打破文化隔阂、推动世界多元文化深入交流、促进中外文明共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此外，以林纾的翻译活动及其评价为参照，也有利于学界更合理地认识葛浩文的翻译。历史上，“林译小说”似乎一直备受争议，针对林纾的翻译选材与翻译方法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1918年刘半农和钱玄同在《新青年》合作发表的“双簧信”更是将林纾作为新旧文学立场激烈对抗中的“靶子”，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即便如此，无论郑振铎1924年的《林琴南先生》，还是后来的多部翻译文学史，都从沟通中西、促进中国文学发展等多个方面对林纾翻译的重要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样，学界在对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多有争议乃至责难时，也应首先重视并积极评价这位翻译家、汉学家为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所发挥的作用，揭示葛浩文英译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代表性个案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语境中所凸显出的时代意义。
(2)中国文学英译与非英译的比较。从目前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译学界的探讨较多集中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涉及中译外的重要观点和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往往来自这一方面。相比之下，对中国文学在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译介活动的关注，无论是译本分析、译事考察还是译家研究，都明显不足。而在翻译实践层面，我们却看到，中国文学在非英语世界的翻译实践相当丰富，其译介规模、内容和成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从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便可见一斑。就语种而言，莫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外文译本的数量达两百多个；就地域而言，莫言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逐步走向世界，其海外译介与传播的范围不断拓展，除了英美之外，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越南、韩国等都在莫言作品外译的世界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鉴于此，译学界有必要重视并打破实践与研究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深入考察中国文学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文学英译与非英译的比较视野，通过地域性的对比分析，探讨文学译介的根本性问题，增强中译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比较研究可从多个方面展开，以下两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文本比较。翻译涉及原作和译作，直接构建了两个文本之间以及以文本为载体的两种语言、文学、文化和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文本比较构成翻译研究的一个基本路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也不应例外。除了通常的原文与译文的比较、多个译本的比较之外，中译外研究还可以增加比较的维度，立足代表性文本对同一原文的英译与非英译进行比较，以探查原作走入不同目标语语境的方式并揭示语言与文本背后所关涉的复杂翻译问题。试举一例：毕飞宇作品《玉米》中有这样一句话：“玉秀不买玉米的账。玉秀胆敢这样有她的本钱。玉秀漂亮。玉秀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一只漂亮的鼻子，两片漂亮的嘴唇，一嘴漂亮的牙。”(毕飞宇2005:88)此句中，作家一连用了四个“漂亮的”来描写玉秀的“漂亮”。显然，这里的词语重复并不意味着表达的贫乏，反而很可能在语义、节奏、风格等层面有着独特功能，彰显出作家在创作中的美学意图与追求。那么，翻译中不同目的语的译者如何处理这一词语重复现象呢？在葛浩文和林丽君的英译本中，这句话被译为“Yuxiu would not give Yumi the respect she desired. Her natural asset-her beauty-was the source of her defiance. She had beautiful eyes, a lovely nose, pretty lips, and perfect teeth.” (Bi 2010: 93)。原句中四次出现的形容词“漂亮的”在译文中没有任何重复，被分别译作beautiful、lovely、pretty和perfect。相反，法语译者Claude Payen却没有采取这种着意避免重复、丰富原文表达的做法，而是用同一个法语形容词还原出原作中的词语重复，力求以细微处的忠实助力于对作品整体审美价值的再现。英译本和法译本在语言层面的这一差异以及导致差异出现的原因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正如上文所论及的，译本样态直观呈现出译者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而后者不仅取决于译者的翻译观与翻译价值取向，也同文学译介活动赖以发生的历史社会语境、文学接受传统以及民族间的文学文化关系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通过多语种译本比较，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文学在不同地域的翻译与接受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特征，探析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客观因素，这有助于打破某些基于中国文学英译实践考察而形成的片面观点，有助于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下，对中国文学外译涉及的方法、接受、价值、伦理等问题进行更为合理的认识与把握。
二是翻译家比较。“人类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丰富而复杂，翻译家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从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理解、阐释、再到文本的传播，翻译家的活动贯穿文本译介与传播的全过程，而翻译活动本身又要受到诸如社会、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刘云虹许钧2020:77)。聚焦翻译家展开研究，可以有多种进路，如借助代表性案例和一手资料探寻翻译家的实践过程，在建构正确的翻译价值观与翻译历史观基础上科学评价翻译家的历史贡献，从翻译立场、动机、选择与追求等方面深入探索翻译家的精神世界等。此外，另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结合以上研究内容对多位翻译家，尤其是来自不同地域的翻译家，进行比较研究。以比较的目光，既发现共性，也揭示差异，从而更全面合理地认识翻译家的在场、评价翻译家的贡献、探索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对翻译过程中主体行为的探析，深刻把握文学译介的核心问题。
例如，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聚焦葛浩文和杜特莱这两位深具代表性的翻译家，就他们的翻译观念、策略、追求以及文学文化立场等方面展开比较。葛浩文和杜特莱分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英译者和法译者，不仅译作数量可观，译介效果也令人瞩目。如上文所述，两位译家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翻译方法，葛浩文在翻译中对原文多有删改，采取的是“连译带改”式的翻译策略；杜特莱则秉持翻译忠实性原则，明确表示“始终努力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译者，即使作家本人有时候鼓励我进行改写或删去一些对法国读者来说难以理解的段落”(刘云虹 杜特莱2016:39)。不同的翻译方法源自两人不同的翻译观念与价值目标，葛浩文尽管认同忠实是翻译的“大前提”，但更强调要以读者为中心：“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尽量取悦一位并不了解目标语的作家，尽力去忠实于他的原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者写作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的译者，而是为了他的读者。而我们也是在为读者翻译。”(葛浩文2019: 644)杜特莱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翻译“首先为作者服务，其次为读者服务”(刘云虹杜特莱2016:39)。进一步来看，不论“为读者翻译”还是“为作者服务”，都与目标语的接受语境与文学传统息息相关。如林丽君所言，“英美读者习惯先看小说的第一页，来决定这个小说是否值得买回家读下去；中国作家偏偏不重视小说的第一句话，而中国的读者对此也十分宽容，很有耐心地读下去。国外的编辑认为小说需要好的开篇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李文静 2019: 625)。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如此，葛浩文在翻译中也就难免要自主地或在编辑要求下删改原文，尤其是对作品的结构进行调整，以使其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相比英美，法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深厚且对异域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强，这就为杜特莱在翻译中注重对原文语言文化异质性的保留与传达提供了空间。尽管葛浩文和杜特莱在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观念与目标上有较大差异，但两人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对翻译的执着追求却极为相似。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数十年译介中国文学的探索与发现之路充满艰辛，对翻译矢志不渝的坚守必然源于对文学、对翻译的那份深深的爱，一如葛浩文所言：“对我而言，翻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付鑫鑫2019: 609)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既看到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看到翻译场域内多重要素的可变性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深刻认识到，翻译的成功离不开各种复杂变量之外的不变因素。
4.结语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性及其所涉问题的复杂性越发凸显，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迫切性不言而喻。相关讨论可以从多个维度、针对文学翻译生成过程的各个环节展开，也可以借助跨学科方法和新技术手段进行，但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文学译介活动的根本性问题应该说是有效推进中译外研究的关键所在。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文学外译中的翻译定位、翻译方法、译本接受和审美批评问题，以期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新的关注与思考，为中译外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索带来新的动力。同样，比较视野的构建也值得重视，比较既是方法，也构成一个指向关系范畴，因而有利于消解片面或绝对观点的开放空间，使我们得以更加理性，也更为深入地把握影响中国文学外译的核心要素。当然，有必要强调的是，推进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特别需要译学界积极介入翻译实践，坚持翻译研究的价值引领，立足世界多元文化的真实对话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出发点。这也是一切文学译介研究的必要基础。
文章来源：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