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方梦之、孙吉娟：翻译研究的“宏中微”三分

佛经翻译史上慧远提出“厥中论”，即克服二者（文质）所缺以达折中的中庸译论，结束了文质之争。在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分为三”居间的中庸占据着重要的基础地位。近代马建中的“善译论”融通了两个三分的格局，兼顾语言、义理、神情以及原文（作者）、译文（译者）、阅读（读者）。（庞秀成，2010）严复的信、达、雅三位一体为百年中国译界所推崇。陈西滢的形似、意似、神似，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金岳霖的译言、译意、译味等，无不是一分为三的匠心表述。“一分为三”的方法论在许渊冲的译论中呈现得更清晰、更完美，“三美”“三化”“三之”“三似”“三势”等凸显他的思维方式，渗透着“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

理论的研究是分层次的。方梦之用一分为三的方法论将应用翻译的本体理论分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另有特殊研究作为并列子项）。宏观理论为核心理论，是较高层次的理论，关注应用翻译的普遍问题；中观理论研究翻译策略、翻译方案、翻译模式、翻译模块、翻译计划等；微观理论研究翻译方法与技巧，是操作层面上的理论。本文主要归纳和表述方梦之翻译思想中的一分为三方法论。

一个系统常常包含三个方面，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三个方面常常是互相矛盾、互相制约和互相转化的。“一”与“三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对立的、协调统一的关系。（周德义，2014:62）宏观理论探讨应用翻译的根本问题，中观理论受其支配和制约并条贯穿于微观理论，对之加以调节。宏观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在思想层面；中观理论向微观理论过渡，在技术层面；微观理论是翻译实践的升华，在操作层面。

宏观理论包括本体论、价值观、方法论、认识论以及范畴体系；中观理论以翻译策略为表征；微观理论是中观理论的具体化，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三个理论层次自上而下的推导是：宏观理论衍生出中观的翻译策略、模式或框架，中观理论引发翻译技巧，翻译技巧用于实践。自下而上的归纳是：以翻译实践为基础，得到翻译技巧和方法；翻译技巧的集约化、概念化、范畴化而获中观的翻译策略、模式或框架；再由中观理论抽象为宏观理论。总之，三个层次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导，还是自下而上的归纳，都共同处于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与实践的关系由远及近或由近致远，相互牵绊、相互制约。

宏观理论制约翻译策略，翻译策略决定翻译技巧的运用。例如，宏观的翻译思想以原作为圭臬，“不增不减不改”，就不会有“忠诚+功能”和“达旨”的策略，更谈不上“增译”“省译”的技巧。有的翻译策略是宏观理论的衍生物，如勒弗维尔的“改写”是以他的诗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先导的。翻译策略可滋生翻译技巧，如以变译为策略，则有编译、摘译、节译等方法和技巧。三者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实践，理论与实践互动。

分层有助于明确不同层次理论的不同作用和内涵，也有利于明确翻译技巧在翻译理论中的地位。过去译论家们对翻译技巧是否属于理论范畴观点不一，多数持否定态度。坊间的翻译教材对翻译技巧爱之切切，不能割舍，但却把它置于理论范畴之外。有的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一方面承认翻译技巧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另一方面又说“翻译技巧需上升为翻译理论”。

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是一个开放式的理论体系，吸纳并整合应用翻译研究所需各种理论。应用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翻译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作者、作品、译者、译品、读者、中介人，以及相关的客观世界、评价体系和基本范畴体系，包括它的本体论、价值观、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学科的灵魂。中观理论针对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和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策略、模式（模块）、框架。中观理论或由宏观理论推导出来，或由翻译技巧集约、归纳而得，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具体的技法来加以实施。这是“对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换形态特征进行定性概括，或者说是对转换的语言形式及其内容的本质特征或关系的转换形式的具体概念化认识，是有助于我们把握具体真理的思维形式”（曾利沙，李燕娜，2011:2）。中观理论承上启下，上有宏观理论为依据，下有微观技法为支撑。微观研究是直接作用于翻译操作的技巧或方法的研究，贴近翻译实践。

应用翻译的宏观理论包括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观、认识论，有两个来源：源自翻译的普遍理论，源自应用文体的翻译研究。

3.1 译学发展的“一体三环”时空图（图略）

笔者把当代译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把它的发展途径和构成比作一个大城市的建设过程。大城市是一个庞大的建设体系。顺着时间的脉络，环绕中心城区，北京的交通已经有6条环线，上海也分内环、中环和外环。城市规模大，但交通有条不紊。译学体系繁杂，但环环相扣、纵横相通，本体与外围学科交叉、照应。时间是催化剂，相邻学科的发展是翻译研究的助推剂，译学本体之外遂有外围学科的“三环”，形成“一体三环”。三环就是在不同时期引入的、不同性质的外围学科组成的三个不同层次。“一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构筑起来，紧靠本体，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成为翻译学的奠基性学科。它的意义在于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到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二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哲学、思维科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形成翻译研究的“二环”。它的意义在于使译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一的语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向综合性学科过渡。“三环”：包含翻译的文化研究和翻译技术研究。翻译的文化研究兴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世纪以降，翻译技术成了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翅膀。三环的意义在于把翻译研究跟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科学技术联系起来，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3.2 应用翻译三原则：达旨、循规、共喻

应用翻译的译论话语要继承传统、借鉴国外、把握当代。针对应用翻译信息性、目的性、功能性、时效性等特点，方梦之（2007/2008）提出达旨—循规—共喻三原则。这是参照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结合文化学派规范理论和功能目的论，按照现实需要提出来的，是中西翻译理论元素相结合的尝试。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循规——遵循译入语规范；共喻——使读者畅晓明白，三者互为因果。其中，“达旨”和“共喻”源自严复的“译例言”；“循规”源自文化学派的翻译规范理论：翻译活动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就必须要遵守译文的社会文化规范，以获受众认可。显然，作为翻译原则，需要汲取的只是三者源出文本思想的合理内核，而非照抄照搬。

“达旨”是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基本思想。严复的达旨，发端于他译书的目的。他以探究“格致新理”来促进国家富强，这是他译书的原则和目标。在具体的译法上，他对“达旨”的解释是：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转引自罗新璋，1984:136）实际上，汉语的“旨”有“意义”和“目的”双重意思。所以，严复达旨的双重性在于：通过传达原文之旨（意思）来达到译者之旨（宗旨）。

循规即遵循译入语的文化规范。文化学派认为，规范是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翻译是一项受规范制约的行为。”（Toury，1995:56）赫曼斯说：“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属于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Hermans，1996:31）可见，翻译规范是译者的翻译行为所遵循的原则，翻译法令、翻译标准、翻译规则和翻译常规等都是翻译行为原则，它们虽然对翻译行为的约束力有强弱差异，但都应被纳入到“翻译规范”的范畴之内。

解决了“达旨”和“循规”之后，“共喻”成了突出的问题。严复说：“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转引自罗新璋，1984:136）译者在忠实于原文和遵守译入语规范这两方面苦心孤诣地下了功夫，但如果译文还是不能为读者所了解，仍不能达到目的。奈达说过：“内容的精确不应以（译文）对原作者的忠实来判断，而应以传递的信息不被译文读者误解作为判断的基准。”（Nida，2001:129）翻译策略常因翻译目的和功能的不同或因文化差异而做调整。

达旨、循规、共喻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译者以达旨为出发点，在翻译过程中遵循译入语的社会文化规范，力求达到共喻的结果。如果把三者看成一个行为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以达旨为先导，以循规为基础，以共喻为手段。达旨、循规、共喻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方梦之（2000）对翻译活动三个要素———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都做过专题论述。自古以来，译界围绕三要素，摇唇鼓舌，议论纷纷；连篇累牍，撰写文章。有对原作顶礼膜拜、忠实不渝者；有解构原文，认为文本并没有预先决定的意义的；有翻译以译者为中心的，也有认为译者只是传声筒、隐性人；有以受众为鹄的的目的论，也有以译者一己之利而死译、胡译或滥译者。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各有所思、互有影响，是翻译活动彼此依赖的主要因素。

作为翻译活动的客体，原作有其语言特性及其所依附的文化特性或专业特点。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他对原作的理解和处理，包括翻译运思和操作具有个体性。而不同的受众对译品有特定的要求；翻译活动的结果——译品一旦流入社会，就产生社会反响，所以译品具有社会性。这样，译论要研究原作的特点、译者的主体性、译品的社会性及其彼此的关系。原作的特点反映在语篇的现实之中，包括语言形式与内容、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等。研究原作有利于发挥主体性，而了解读者的状况和需求又便于译者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

从当代学科研究的角度，方梦之（2000）提出翻译研究的综合性原则，即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原则。翻译活动从了解原著、选取原著、阅读原著、表达加工、构成译品、进入社会，其间经过一系列中介系统和反馈过程，是一个整体活动，而不是单一的程序演进。所以，只有把原作、译者、读者三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加上委托人、赞助人对翻译的态度和意图，从多学科的角度综合研究，才能科学地描写翻译活动的复杂性。

4.1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4.1.1 理论因子

自成体系的当代翻译理论都有相应的翻译策略。反过来，不同的翻译策略往往有不同的理论渊源。20世纪60年代，奈达提出动态对等：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跟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对等。为了达到动态对等，奈达的“四步模式”（分析、转换、重组、检验）应运而生。与纽马克的功能翻译理论配套的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其策略的理论基础是文本类型学和篇章语言学。纽马克把翻译题材分为真实性和虚构性、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不同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勒菲弗尔的改写是文化学派的代表性策略，以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为三大理论要素，涉及翻译、阐释、评论、编选文集等。（方梦之，2013）以联系实践为指向的传统译论，有配套的策略为中坚。直译、意译、音译都离不开以原文为圭臬的忠实论。严复的《天演论》是达旨式的译文。对他来说，“达旨”既是翻译原则，也是翻译策略。

4.1.2 目的指向

切斯特曼的翻译策略是在翻译规范的理论背景下描述的，翻译策略突出以目的为导向、以问题为中心。“Chesterman在‘规范’与‘行为’之间加进了‘策略’的概念，而‘策略’正是将规范行为与目的行为关联起来的衔接概念。在社会学的概念里，如果不止一个行为者具有相同的目的行为倾向与期待，那么目的行为就会发展成为‘策略行为’，因此，社会学里谈及目的行为时也使用‘目的（策略）行为’一词。Chesterman的‘规范行为’实际上就是规范约束下的‘策略行为’。”（徐剑，2006:76）

德国功能目的论更是把“目的准则””为最高准则。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或翻译方式以达到翻译目的。文化学派主张异化，其策略目标是要突出源语文化，即译文要显示出有别于目的语文化的特异之处，包括语言形式、民俗习惯、文化传统等，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有关。翻译策略“是译者处在语言、历史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张力中所作出的决策。在决策的背后隐藏着翻译活动发起人（initiator）的各种不同的翻译目的。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是，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多重的，因而为实现不同的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策略自然也就不同”（方仪力，2012:18）。

4.1.3 技术因子

翻译策略中的技术因子由上层理论的推导而得，或从翻译实践经验、翻译技巧的归纳整理而得。奈达提出的四步翻译模式：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重组（restructuring）—检验（testing）。他将分析阶段分为语法分析、所指意义分析与内涵意义分析、四个语义范畴（semantic category），七个核心句（kernel sentence）和五个逆转换步骤（back-transformation）等。在分析中强调对原文要有准确的理解，如何将每一个词定性为某一种语义范畴，如何才能将表面上复杂的句子变成简单的核心句，从而为下一步“转换”做好准备。（Nida，2004）奈达对分析过程一一阐明细节，分别处理细事，都是为了充分地理解原文。而转换与重组又是表达阶段的任务。为达到动态对等，就要遵循其“四步模式”。

严复“不斤斤于字比句次”，不拘于原文形式，重在内容，采用多种有效手段，用自己的语言译述。在《天演论》的翻译中“它一半通过翻译，一半通过按语，将他认为必需的达尔文基本原理、斯宾塞普遍进化观和赫胥黎以人持天、自强保种之新观点一一摄取，连同他自己的理解、倾向和强调，综而统之，注入书中”（王克非，1997:119）。总之，无论“取便发挥”也好，改造原文也罢，严复“达旨”的具体手法不外乎增补、解释和评论三种。

4.2 翻译策略三元图（图略）

文本意义是翻译之源，意义能否转换、如何转换是古今中外翻译界长期讨论的问题。直译、意译最早二元对立，随后有了零翻译。今日，翻译方法或翻译策略花样翻新、提法各异，不过直译、意译、零翻译历久弥新，就文本意义而言，形形色色的策略仍不能跳出直译、意译和零翻译构筑的藩篱。

含意是文本中提及的事物之间或与它事物之间所体现的常规解读。对于文本内容和含意，我国译者曾标举忠实，西方译者曾强调等值。直译者以形式和内容一致为目标，意译者曲幽探微、改变形式、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直译意译概莫能为时，零翻译成为首选。从深层上讲，零翻译也表达了原意。意译、直译、零翻译不论其表达方式如何，都以充分表达原意为鹄的，几乎所有翻译策略均由此派生、繁衍和发展。三者都从文本原意出发，以充分表达原意为归宿。数学上，最简单的数分为正数、负数和零，几何学上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点相连，构成面。据此，若以这三种基本策略为原点，连线成面，构成一个体现原本含意的三角形框架图。各种策略在框架内唯意是适、可查可鉴，根据它们与直译、意译和零翻译的亲疏关系有各自的位置。

翻译策略三元图以直译、意译和零翻译为三顶点，连线成面。向意译靠拢的翻译策略有“文”、归化翻译、交际翻译、工具翻译、隐性翻译、语用翻译、看易写等策略，此外，如创译、补偿、（公示语的）ABC策略等也属此。向直译靠拢的有“质”、异化翻译、语义翻译、纪实翻译、显性翻译、四步模式、阻抗、西化等策略，此外，语法翻译、陌生化、硬译、逐行翻译等均属于此。零翻译自成一格，如音译、转写（或移译）、五不翻、字译、形译等。也有直意兼备（本身也是一种策略）的，如厥中、解释性翻译、外宣三原则、深度翻译、直译加注等策略，以及“音译+解释”和音意结合的（如Benz译为“奔驰”）。

只要以文本意义为依归的翻译策略，不论是新颖脱俗的，还是陈年老成的，大致均可以在翻译策略三元图上找到其归属。不过，现今也有力主翻译不完全翻译原文意义的，如改写、拟作等。这要另当别论。

4.3 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例析

在我国大量翻译实践中，各路译者和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现举例如下：

解释性翻译：由段连城（1990）提出，把要解释的内容（通常因此而加注）融合到译文中去，使译文一气呵成，巧妙传达出原文的含义与风格。一般是动三种“手术”：“镶补”“减肥”和“删节”。“镶补”，即补充外国人不懂的背景，通常是加几个字或最多加一两句话；“减肥”是对堆砌辞藻的“美文”进行加工，删节“溢美之言”和“不实之词”；“重组”，就是按外文表达的需要，把原文的句子拆散，重新组合。解释性翻译一般用在双语文化或语言差异很大、目的语难以直接表达的场合。

“看易写”策略由林克难（2007）在首届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提出。所谓“看”就是阅读、熟悉在相同环境中操英语母语者是如何表达的；所谓“易”就是变易，翻译时模仿英语的表达方式，而不是逐字照搬，使译文符合英语为母语者的习惯；所谓“写”就是根据翻译发起人的意图直接用英语写作。

丁衡祁（2006）针对公示语翻译提出ABC策略，取“照搬（Borrow）—改造（Adapt）—创译（Create）”的英文首字母。实际上是根据不同语境和翻译要求提出三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如果英语中有现成的、对应的表达，可以直接照搬；如果英语中有类似的表达，可以参照，加以改造；如果前两种情况都不存在，那么就按照英语的习惯和思路进行创译，充分考虑英语的表达习惯。公示语英译可从照搬、改造和创译三者中选其一。

此外，黄友义（2004）的“外宣三原则”，胡庚申的“三维转换”也属于此。

翻译是一门技艺。翻译的艺术性，路人皆知。翻译也需要技术。翻译技巧和技术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重要内容，掌握翻译技术和技巧是译者的职业基础，也是专业翻译区别于业余翻译的素养之一。任何实践性、经验性强的学科都以一定的技术、技巧为基础。技术和技巧有专业性。有规则的技术手段和翻译技巧是翻译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应用翻译。

翻译技巧的研究多半在语言层面，要正确通顺地把意思表达清楚，离不开语法、逻辑和修辞。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语言学发展迅猛，从传统语言学到功能语言学、从篇章语言学到认知语言学，语言学的发展直接带动了翻译学的发展，自然也带动翻译技巧的发展。同时，逻辑学和修辞学也同样有助于微观研究。语法、修辞、逻辑三者是翻译技巧的基石：简至一句话，繁至一篇文章，语法关乎炼词造句，逻辑关乎思想表达，修辞关乎表达效果；只有三者各自通达、融会贯通，才能相辅相成。

实际上，微观技巧的研究得到语言学多种分支学科的支持，包括语法学、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文体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语法学主要在词句层面上助力翻译技巧的研究，篇章语言学从篇章结构来解释翻译技巧，语用学根据语境需要析出原文的语用含义，文体学从社会交际的视角讨论译文的适切，认知语言学则告诉我们要在深层上传达出原文的含义，等等。（方梦之，2019：194－201）语法学最早进入翻译研究，对微观翻译研究的影响和作用甚大。在译学尚未成为显学的时代，译家就已经意识到语法对于翻译的重要性，如朱生豪（1984：457）说“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三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

在语言学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无论中外，人们首先用语法来规范翻译，并研究翻译技巧，使之条理化、范畴化和系统化。奈达的早期著作不乏对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的阐述，其中有核心句的语法转换、语序处理，甚至具体到时间词、数量词的处理等。70年代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专章叙述了翻译转换法，以词法和句法为基础。而我国张培基等1980年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更是以英汉语言对比为主线，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外语学习者。随着篇章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人们开始从语篇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译文篇章的衔接与连贯、段落的调整等技巧，并且注意到译文要反映原文语言的意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通过语境来理解并反映语用含义。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原理出发，对翻译技巧加以解释。

语言的使用领域和交际目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修辞境界。修辞手段是翻译过程中运用的主要语言手段之一。译品质量跟修辞形式的正确运用很有关系。“当代修辞对说服效果的关注已经从单一的演说文本转到修辞者与其受众的互动上来。除了解决最基本的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根据翻译目的，在对译语受众的局限和预期有充分了解和考量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调动修辞资源，努力使译文‘有效’，也即具备能够对译语受众产生预期影响的特质和潜在之力。”（陈小慰，2019:23,26）

匈牙利翻译家拉多·久尔吉指出：“翻译是逻辑活动，翻译作品是逻辑活动的产物。”把翻译看作逻辑活动，基本出发点在于人类思维的共同性。思维是全人类的，不同民族存在共同的思维，但是作为思维形式的语言是民族内部约定俗成的产物。不同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一定的区别。逻辑活动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理解原文要用逻辑，表达时也要运用逻辑。诚然，语言逻辑或语言表达习惯有时不等于事理逻辑。比如，“让孩子们出去多晒晒太阳”英语译为：Take the children out to get as much sun as possible。汉语的“孩子晒太阳”，按事理逻辑应为“太阳晒孩子”，所以英译时不能照搬。同样，有许多符合英语语言逻辑的表达法或习惯用语，汉译时也不能照搬。西人重视语言逻辑，造句强调主谓配套、时态呼应、成分定位、有形连接。国人则注重理解与领悟，不太注重句子外在的严格的逻辑；汉语句子结构多呈流水样态，清晰流畅，包含着内在的逻辑脉络。

缤纷世界，万物分合有序，形式多样，浓淡深浅，清荣峻茂，各有所依。“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都是事物分化组合的不同的类型。只是一分为三是事物存在的最基本的形态。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往往不只是采取一种形式，‘一’分为几是不确定的。所包含的分化、分解、分裂、分割等也不是一定的、精确的和等分的。”（周德义，2014：75)

西方“一分为二”的方法论根深蒂固，诸如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规定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等，一分为二，非此即彼，至于其间是否有交叉地带或过渡状态就不太关心了。翻译策略有不少是二分的：Vinay＆Darbelnet的显化翻译与隐化翻译，Postgate的前瞻式翻译和后瞻式翻译，Newmark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Nord的工具翻译和文献翻译，Venuti的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等等。与西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分为三”或中庸之道占有强势地位。“‘一分为三’理论建立在‘一分为二’的基础上，认为‘一分为二’是其特殊形态，在事物矛盾变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中间阶段或中间状态，即中介。它是对西方古典唯物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命题‘非此即彼’的纠正和发展。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周德义，2014:11)

有“一”必有“三”，“函三为一”。翻译研究的整个系统可以宏、中、微三分。其中，宏观理论的各要件再可一分为三：当代译学的时空发展呈“三环”，应用翻译的原则归纳为达旨－循规－共喻，翻译活动的三要素为作者、译者、读者。对于中观策略我们把它放在直译、意译和零翻译的三元策略图中加以讨论，翻译策略的设计和运行又有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三者为基础。而微观技巧的基础在于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每个‘一’都有其内在的独特的结构、层次和组分，都是‘一’与‘三’的辩证统一关系。”（周德义，2014:374）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研究中，从一分为三的视角全面地、整体地、全方位地观察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