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傅敬民、孙晓蓉：翻译与中国学科发展

       “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取向基本是以西学^①为主导衍生和发展起来的”（邹振环，2011：1）。那么，“翻译在西学的引进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彭发胜，2011：2）并且，“从国家利益和自身学科需求出发，翻译学又能做些什么？”（廖银叶，2023：89）尤其是，翻译与建构我国自主知识体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于这类问题，我国学界迄今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翻译与中国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关系，理应成为我国学界当下积极思考的议题之一。事实上，“我国近代以来，无论是思想变革或社会运动，还是创立学科或制造船舰，无不以社科翻译和科技翻译为先导”（方梦之、傅敬民，2018：71）。我国近代以降的学术发展，在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历史性地选择了追随西方学术体系，不可避免地借鉴与融汇了西方学科思想。甚至可以说，我国各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奠定于西方现代化基础之上，不同程度地征用了西方学科概念体系和发展模式。诚然，基于西方现代性而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以西方实践和西方文明为基础，以西方境况出场，旨在解决西方问题、处理西方事务。以这样的知识体系来理解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必然具有局限性。中国的实践需要中国的理论。中国的学科发展理应以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旨归。但这并不等于可以任意抹杀翻译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知识发展中的贡献，也不能成为我国学术排斥西方知识的口实。习近平（2016）明确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翻译与中国学科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索翻译在近代中国学科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我国当下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由此，不难看出，知识体系与“三大体系”具有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成了知识体系的具体外延。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内涵，具体外延则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融通古今中外知识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共同构成了我国近现代学科生成与发展的知识体系，其中包含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就此而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不是要终止对外来知识的借鉴、吸纳和本土化磨合会通的进程，也不是拒斥与主导性知识的对话，而是要在遵循知识生产与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在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吸纳国外有益滋养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经历不同知识的交锋碰撞，确立契合我国实际的概念体系、范畴体系、理论体系，构成人类知识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诚然，源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知识，其交锋碰撞有赖于话语。话语是知识传播的载体，也是知识存在的外在形态。没有话语的呈现，就谈不上不同知识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也谈不上有效传播与接受，学科和学术无以为继，更遑论概念、理论与方法真正成为知识体系中得以认可的内容。话语依赖符号得以表征，语言是表征话语的主要符号。问题是，不同的语言符号作为不同话语的载体，并不具有直接的可通约性。刘禾（ 2008：5）曾经指出：“所谓各种语言都是相通的，而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这是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徒劳无功地试图驱散的一个普遍的幻觉。”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唯有通过翻译才能相互沟通与对话。一种知识，如果只是存在于某种语言之中，不仅传播范围受限，而且也很难真正融入其他话语体系。

       在外语普及的语境下，人们对于翻译似乎更加轻视与傲慢。掌握了外语自然可以直接阅读外文原作。但如果据此就欣然认为，掌握了一门外语并阅读外语材料，就可以自在自为地获得他者的知识，那么就太有局限性了。“文本的意思或功能并不是语言符号本身所固有的，也不是任何懂得语言的人可以轻易推断出来的。文本在接受中产生意义，也只对接受者有意义。同一文本的语言材料，对不同的接受者（甚至同一接受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Nord， 2005：40）由此而言，文本只是提供了信息，至于信息是否为接受者获得，则取决于接受者的阅读目的和已有知识背景。另外，通过阅读，阅读者可能会获得相关知识，但是，这种基于阅读所获得的知识，如果只是以外语的形态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之中，以内部语言的思维形式存在，不将其转化为物质化的语言，不仅知识无所依凭，而且对于知识的谈论也缺乏具体的对象，更不要说不同知识的传播与接受了。

       翻译在社会中所处的窘境，是各种话语共谋的产物，该状况使得翻译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的重要性被冲淡了，在强化翻译的语言符号交际功能之际，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功能却被遮蔽了。考察中国学科研究史的相关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翻译的问题，在不同的学科史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甚至悬置起来。除了民族中心主义作祟之外，人们习惯性地将借鉴和会通国外知识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共谋、抵抗、挪用、误识，想当然地用“等值”甚至“对等”来看待不同语言所承载的知识。然而如刘禾（2008：55）所言：“人们并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人们是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什么是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如何在这中间地带创造对等关系的喻说？这些问题本身就需要学界进一步探索。尽管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有学者提出了“翻译文学”概念，在语言学领域也有学者提出了“第三语码”概念，但是它们被知识生产的权威话语悄然化解了。消弭了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其路径就是以话语共谋的方式淡化翻译的贡献，误以为源自不同语言的知识本土化不需要经由艰难的翻译过程就可以直达目的语，并以一种想当然的、固有的思维方式认为来自异域的知识可以在目的语中自然而然地会通形成相关知识。

       不同学科对于翻译的悬置，从其普遍性意义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产物，是由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长期以来，翻译都是作为原作的替代品而存在，翻译的非原创性直接影响了翻译研究的创新、创造价值。翻译学至今未成为独立的专业学科。在翻译不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条件中，翻译研究主要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促成自身的发展壮大，并未能顾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其他学科悬置翻译贡献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在翻译研究（学）已经在众多学科中脱颖而出的背景下，在翻译已经成为独立学位学科的现实中，翻译与不同学科、翻译与知识生产、翻译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就不能再被悬置。相反，翻译对于其他学科的贡献应该得到彰显。毋庸置疑，任何学科都与其他学科保持着距离，遵循着某种区分化原则。这种区分化原则，既是社会制度赋予的，也是学科自身所期待的。长期以来，通过对翻译在其学科发展历史中所发挥的功能的遮蔽，其他学科凸显了其知识原创性和本原性，体现了该学科作为学科生成与发展的独特价值。这种现状，既不利于其他学科充分认识自身，不利于其他学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也限制了翻译学的发展。

       翻译在知识生产与传播、学科建构与发展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被轻飘飘地一笔带过甚至搁置抹杀的。翻译是知识创新的有效途径。习近平（2016）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这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实的正确判断。在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的融通生成中，翻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学、语言学，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了翻译与其他学科发展之间的关联，然而，这类学科总体上是以解构的方式将翻译作为其学科的附庸，并未以自觉地建构翻译学的姿态出场。因此，期待其他学科重视翻译并探讨翻译对于不同学科的贡献，显然是翻译学科一厢情愿的期盼。翻译学要有所成就，需要自身的努力。学术空间本身就是充满话语争夺的场所，话语本身就蕴含着意识形态和权力。不同的学科构成各自的场域，并为争夺自身的利益而努力。翻译，既为我国其他学科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不断地谋求自身的独立学科地位。我们知道，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特定的概念，而我国自近代以来的诸多学科概念，大多来自西方，经由翻译传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我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大量西方概念进一步涌入中国学术界，而任何外来概念的本土化，都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其中也包括复杂的翻译过程。“概念的翻译史说明：概念通过翻译不断增添新的历史内涵，翻译则通过词语的选择传承并通过概念革新促进社会文明的变革和发展。”（李茂君、胡显耀， 2023：9）但在有些学科看来，强调翻译似乎就淡化了他们自身的原创性和创新性，他们总是羞于承认他们的学科概念曾经历了复杂的翻译过程。

       其实，从各个学科自身发展的视角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可以会通不同的学科，跨学科研究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中日益强化，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朗，但就学科发展本身而言，学科之间的边际并非日益模糊，确定学科相应的边界是任何学科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诉求和实践。布尔迪厄（1997：149）认为：“场是力量关系的场所（不仅仅是那些决定意义的力量），而且也是针对改变这些力量而展开的斗争的场所，因而也是无止境的变化的场所。”任何一个场，都有自身的利益以及为了维护既有利益或争取更大利益的力量，“社会空间和占据这个空间的人群是历史斗争的产物（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地位，带着他们用以理解这个空间的精神结构参与这些历史斗争）”（布尔迪厄，1997：16）。“在一个特定的场内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占据的就是一个能使这个场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的这样一个位置，但他们必须始终同来自被统治者的‘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抵制、要求、竞争进行斗争。”（ibid.：148）现实状况是，“场作为各种力量所处的地位之间的客观关系的一种结构，加强并引导了这些策略，这些地位的占据者通过这些策略个别地或集体地寻找保护或提高他们的地位，并企图把最优惠的等级体系化原则加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上去”（ibid.：147）。布尔迪厄的这些话，对于我们认识学科的理论实践逻辑具有极强的启示。在现实中，跨学科研究似乎是强势学科屈尊以及弱势学科攀附的话语标识，学科的藩篱并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被拆解。相反，学科性、专业性在学科评估、专业评估的桎梏下愈加强化。翻译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显然不能置身场外。而且，作为新兴的学科，它也必然会受到来自其他学科的阻力，促使其发展既充满期待又步履蹒跚。因此，为了维护并争取自身的权益，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和学科地位，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开放的姿态保持与其他学科的对话，翻译学需要积极主动地将与翻译有关的学术问题纳入自身的研究范畴，包括翻译与知识的生产传播、翻译与学科发展等。与此同时，翻译学也需要设置相应的学科边际，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避免自身以翻译的名义消解于其他学科的话语之中。

       对翻译与中国学科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待构成中国翻译学的一个主要领域。目前，译学界普遍将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作为翻译学的三大支柱领域，研究对象聚焦于翻译产品、翻译过程、翻译功能、翻译效果，研究边际也从文本延伸到社会、文化、历史、技术等超越文本的因素。翻译研究已经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学科的历史并不长。漫长的翻译研究历史，往往是针对翻译所作的散论史。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或者参与不同领域翻译实践的译者，往往基于自身的学术立场或实践内容，出于不同的论述目的从不同维度围绕翻译问题展开讨论，也可以说，“翻译先天地具有跨学科属性”（傅敬民， 2023：12）。来自不同学科有关翻译的论述，是建构翻译学不可忽视的资源，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研究自身发展史所倚重。其他学科在论述其发展史时，也会将这些散论的相关成分纳入其研究视野。而从翻译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散论，其中蕴含着相应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并具有体系化的发展形态。

       任何学科都具有各自的学科史以及学科研究史。翻译史研究不仅是现代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一道构成翻译学体系，而且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构成其他学科史的研究要素。张必胜（2023：101）撰文指出：“科学史发展需要以翻译作为助推剂，翻译史发展则需要以科学知识为内容或载体进行领域的不断拓宽以及内容的持续深化。……科学史和翻译史通过‘翻译’这一工具或交流手段以及‘科学知识’这一内容作为桥梁进行有效的衔接。”然而，当下的翻译史研究，对于翻译与学科或者学术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19世纪末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往往注重文学翻译，而科学翻译则日渐旁落，甚至存在着将文学翻译研究视为翻译研究全部的不良现象。诚然，“文学翻译传统上一直是萌生创新性理论与实践的沃土”（韦努蒂，2009：42），强调文学翻译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文学翻译研究对于翻译学的构建所发挥的巨大功能，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漫长的翻译研究历史长河中，文学翻译并非一直占据主流。我国的文学翻译肇始于20世纪初。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在该刊发表了题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提出了“小说救国”的思想（梁启超，2009：273，278）：“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因此，“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在评论严复的译本《原富》时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朱志瑜等，2020：284）显然，梁启超起初深受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积极响应康有为（1997：393）的思想：“欲富强之自立……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不过，梁启超对于翻译与国富民强之间关系的认识，较之同时期其他人似乎更为深刻，他提出：“译书实本原之本原也”“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朱志瑜等，2020：190）不过，梁启超在最初倡导多译西书之际，并未将文学翻译作为第一要务，而是将法律翻译作为第一义，认为“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义”（ibid.：193）。即使在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小说救国”思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文学翻译既不系统，也不完整，不少翻译只是文人士大夫赠答应和之作”（廖七一，2010：10）。当时，“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功能在翻译文学日益提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中失落了，这是晚清紧迫的政治形势所致；从此翻译的政治化或工具化被普遍接受和认可”（ibid.：11）。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20世纪以降的中国翻译文论，文学翻译的译论占据了绝对显著的地位，林纾、鲁迅、郭沫若、胡适、林语堂、茅盾、朱自清、钱锺书、傅雷等一大批文学家对于翻译的论述，在为翻译研究留下宝贵财富的同时，也加重了文学翻译研究的砝码。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谈及翻译家时，脑海中浮现的也往往只是文学翻译家的名字，却很少能记得在中国文化知识发展历史中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应用翻译家或者应用翻译工作者。

       现代翻译理论研究肇始于语言学研究。翻译研究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分支学科步入学科建设进程，但其研究取材仍多囿于文学翻译，往往以文学翻译的事例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参与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大部分也来自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对文学翻译情有独钟。诚然，文学翻译中蕴含着更为普遍、复杂的翻译问题，谈论文学翻译问题似乎成为中外皆然的普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翻译占据翻译研究核心地位是话语共谋的结果。布尔迪厄（1997：87，101）在谈论文化生产者时指出，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事物的特殊权力，因而习惯于“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并称这种运用特殊权力进行话语垄断的行为是“短路的谬误”（short-circuit fallacy），旨在“相距甚远的术语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从而省略了由文化生产场的相对独立的空间所提供的关键性调解（mediation）”。

       文学翻译并非翻译研究的全部。目前，最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一共有14个学科门类、113个一级学科、47个专业学位类别。文学只是14个学科门类之一。事实上，“我国近代学科的发轫几乎都来自西方，新兴学科的发展路径，从引进到借鉴，由陌生化到本土化，在较大程度上有赖于翻译”（方梦之、傅敬民，2018：72）。现实中，即使文学学科门类也并未从学术上将翻译研究作为其独立的一级学科。虽然2022年我国教育部正式将翻译纳入独立的学位学科目录，但在学术建制上，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并无法享有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同等的学科地位，翻译学仍然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一个二级专业方向。在此背景下，如果翻译研究（学）不能有所突破，甘愿将自身囿于文学翻译，必然极大地限制翻译研究的视野，既忽视了翻译在其他学科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也不利于翻译研究自身的发展。因此，要真正实现翻译研究（学）的学科独立并且建构我国翻译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就需要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三大领域系统深入地开展应用翻译研究，其中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梳理翻译与我国所有学科之间的关系，挖掘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昌盛密切相关的各门学科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掩蔽的重要翻译史实，将我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史、科学发展史与翻译结合起来，顺藤摸瓜，追溯学科引进、发展和本土化过程中的翻译线索和事迹，加以系统深入研究，拓展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

       翻译与中国学科发展的关系，引人深思却又谈之沉重，在翻译研究和不同学科的话语中，该议题还处于被遮蔽的灰色地带。其他学科出于各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回避它，翻译研究又鉴于自身的知识局限以及研究藩篱未能有效地将其纳入研究范畴。传统中，翻译研究囿于翻译实践以及文本研究，“翻译研究作为具体学科以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探索其方法、规律和效果”（朱健平、梁筱婕，2023：4）。然而，除非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我国学科发展中通过翻译从域外借鉴了哪些知识，否则，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就是不完整的，而缺席了经由翻译而来的西方知识，盲目地谈论建构我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不科学的。诚然，建设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继承与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有之义，但是，“所谓传统不仅指儒释道的传统，也应包括一百多年来引进和吸收的西学”（彭发胜，2011：2）。引进和吸收西学就不能忽视翻译的存在。毕竟，“中国现代性的生发是以翻译为载体的”（朱一凡，2023：10）。我国近代以降的学科发展征程伴随着西方科学思想和学科体系的引进与会通，其中，翻译功不可没。但这并非要遮蔽翻译的时代局限性和译者主观性。“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人类交际活动，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许钧，2009：220）也就是说，在正确认识翻译在我国学科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之际，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翻译的负面功能，比如翻译在引入异域知识的同时也可能压制了中国本土知识的发展，在引入先进知识的同时也夹带进来了西方糟粕，在促进我国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学科话语一定程度的“失语”。对翻译局限性的认识，不仅从反面彰显了系统深入研究翻译与学科发展关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对未来的翻译以及翻译研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翻译批评演变逻辑及发展形态研究”（编号：23BYY1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释

① 邹振环的“西学”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西方人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用中文介绍的西方学问，二是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参见邹振环，2011：1 0）。本文所谓“西学”则主要指经由翻译、介评传入我国的西方学问。西学传入我国，翻译是主要方式，但也不能忽视评论、介绍西方知识所发挥的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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