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翻译文化是个多义词，具有不同的指向，主要包括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以及围绕翻译本身所形成的文化。其中，前两种指向在学界已有很多探索，第三种指向可作为翻译文化研究的拓展方向。第三种指向的翻译文化主要指由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政策、翻译规范、翻译伦理、译者形象等构成的知识体系以及公众对翻译本身的认识与认同。翻译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课题，可采取从学术到通俗（针对受众群体）、从译者到其他翻译行动者（针对建设主体）、从技能到文化（针对翻译教育）等路径，通过具体措施和集体努力，共同建构一个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
关键词：翻译文化；文化因素；文化学派；翻译生态环境
2019年12月16日，“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翻译文化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自此“翻译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由王克非担任会长，随后也组织了系列活动。王克非在翻译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所谓翻译文化就是两种或多种文化周旋的产物。翻译文化研究一方面在于考察翻译在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价值和作用，另一方面，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高淑贤等，2020：93）。王克非在《翻译文化史论》中指出，“翻译文化史重在研究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王克非，1997：2-3）。不难发现，王克非前后对翻译文化的认识既有继承又有拓展。如果说“考察翻译在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价值和作用”是王克非一贯的学术思想的话，那么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则其思想的新拓展。不过王克非本人对这种新思想也只是提及而已，并未对之进行系统地阐发。在国内外翻译学科以及全球语言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文化这个概念至关重要，有待重新审视，以彰显其新的内涵，拓展翻译文化研究的方向。本文基于王克非等人的研究，旨在归纳翻译文化的几个不同指向，深入探讨“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学术理念，并把其视为翻译文化研究的拓展方向，以凸显翻译文化本身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
翻译文化的不同指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表现，翻译和文化密不可分。从这点而言，翻译就是翻译文化也不无道理。还有很多学者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在目的语文化的发展、更新、变异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影响翻译的外部文化因素也很多，这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当然，对翻译本身、翻译伦理、翻译职业等方面的认识与浸润也是一种文化，不妨称之为翻译文化。以上论述便涉及翻译文化的三种主要指向，即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以及围绕翻译本身所形成的文化。
（一）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
翻译文化如果指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的话，这里的翻译不妨视为动词。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是译学界持续不衰的一个话题，尤其是文学翻译，如《红楼梦》中宗教文化、诗词文化、饮食文化、中医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游戏文化、礼仪文化、称谓文化的翻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也很常见，尤其是翻译策略
研究。格义与正名（音译）、归化和异化、丰厚（深度）翻译、多重定义法都是比较常见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王佐良（1984：2）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因为“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中国古典哲学术语的翻译尤其如此，如道、气、天、和、有无、阴阳、自然、仁、礼、诚、性、心、理等。文化往往具有较强的民族个性，离开了文化母体，很多文化术语就很难被理解，这也是文化负载词翻译比较复杂的重要原因。当然，翻译文化并不限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诗学观念、话语表达方式等。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很多论述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如道安的“五失本”、玄奘的“五不翻”等。文化翻译强调的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包括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奈达认为，针对成功的翻译而言，双语文化知识（biculturalism）比双语知识（bilingualism）更加重要，因为具体词语只有置身于其发挥作用的文化之内才有意义（Nida, 2001:82）。由此可见，译者在双语习得基础行还要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都有透彻的理解。翻译文化或文化翻译的最大挑战也许在于如何让译文读者也能像原文读者那样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因素，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这就要求译者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如翻译目的、跨文化交流的阶段性、文化因素在特定文本中的重要性）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是个比较宽泛的说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主要是从外部文化、社会视角来研究翻译活动或翻译产品的一种范式，也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一种反拨。文化学派涵盖的内容比较丰富，包括翻译改写论、描写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后殖民翻译研究等。由于文化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目的语文化中既定的翻译事实与现象（如翻译产品、翻译活动、翻译事件、翻译机构、译者群体等），这种范式的研究一般具有史的性质，并且强调对相关翻译现象的描写与解释。黄焰结（2014：51）指出，“翻译文化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的历史嬗变既反映了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也彰显了翻译事业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这说明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强调“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联”（同上：47）。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汉语语言文化的革新、晚晴时期翻译与救亡图存、五四时期文学翻译与汉语白话以及现代诗学的形成等，都可以从翻译与外部社会文化的互动关联着手去研究。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把翻译放在了一个更加宏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考察，不再把微观的语言转换视为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其理论品味，形成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双峰并峙的局面。在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启发下，译者“要进一步树立翻译的文化观，认识翻译的文化本质，从文化交流与发展这个高度来理解翻译活动，对翻译活动作出正确的历史定位”（许钧，2002：224-225）。刘宓庆曾“呼吁中国翻译界应该树立翻译的文化战略观以应对世界大局的发展态势以及我国经济、文化转型的历史性需求”（贺爱军，2007：51）。如果说许钧的翻译文化观是一种对翻译的理性认识的话，刘宓庆的翻译文化战略观则多了很多现实考量，尤其是把翻译事业与中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
（三）翻译本身所形成的文化
翻译产品（译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翻译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实践，正如应远马（2012：51）所言，“翻译传递文化、丰富文化、创造文化并且应该拥有属于翻译自身的文化”。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以及翻译研究的
文化学派在学界已经屡见不鲜，但专门探讨翻译本身所形成的文化的并不多见。骆贤凤（2006）提出过建构翻译文化的观点，并把翻译文化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部分，前者包括翻译标准、概念、技巧、规范和翻译组织机构及设施，后者包括翻译意识、心理以及翻译思想体系。李同良（2012）把翻译文化界定为围绕翻译这一社会文化现象而形成的趋同性反应或态度、普遍的社会认知或普遍的价值认同，或者说翻译文化是围绕翻译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氛围，并对翻译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如培养翻译文化建设人才、发挥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应远马（2012）认为，“翻译文化是指在各种翻译活动中形成的所有翻译互动者所应该遵循的规范和所创造的价值，以及这种规范和价值对社会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这三篇文章是专门探讨翻译文化建设的，研究重点与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以及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迥然有别，代表着翻译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国外也有类似的研究，如德国翻译学者普伦茨（E. Prunč）在1997年就提出过翻译文化的概念，认为翻译文化由特定文化中翻译相关行动者所共享的一系列规范、规约、期待、价值和习惯性行为方式所组成（Hebenstreit, 2021:66-68）。由于普伦茨是用德语写作的，其关于翻译文化的系列论文在西方影响并不大，但不乏洞见。韦努蒂也展望过翻译文化的问题，特别强调译者对翻译本身的思考以及翻译作品的评论，译者同时还要善于和读者分享自己对翻译的认识，以提高译者和译作的地位（Venuti, 2011；蒋童，2013）。国内外这些研究共同构成了翻译文化研究的第三种指向，值得深入挖掘。
皮姆认为，翻译文化也可指译者置身其中的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享的空间，又称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Pym, 2014:177；方梦之，2019：137）。皮姆的文化间性广为人知，其等同于翻译文化的观点却鲜被提及。由于汉语的模糊性，翻译文化基本上可涵盖这几种不同的指向，但有优先顺序，轻重之别——翻译文化首先指翻译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其次是翻译的文化研究视角（更多以翻译文化研究命名）以及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或称文化翻译），最后是文化间性意义上的翻译文化。
二
翻译文化研究的拓展方向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视角对相关翻译活动进行研究，采取的主要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研究范式。王克非也注意到“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高淑贤等，2020：93）的事实，但对此还未进行系统探索。作为翻译文化研究的拓展方向，第三种指向的翻译文化（此后简称翻译文化）有其自身的内涵。
（一）翻译文化的主要内涵
翻译文化的内涵是多重的，结合普伦茨、李同良、应远马等人对翻译文化的理解，笔者把翻译文化的主要内涵归纳如下：1）指大众与学界对翻译活动本身的认知，尤其是翻译的价值、翻译的本质等；2）指有关翻译立法、翻译政策、职业规范、翻译标准、翻译伦理等知识体系的总和；3）指相关社会团体、组织机构所建构的以及译者本人所展现的译者形象以及习惯性行为方式。如果说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话，翻译文化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主要涉及大众对翻译的认知与认同或者说围绕翻译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氛围。
韦努蒂之所以提倡翻译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遇到的图书与期刊编辑等对翻译抱有偏见，哪怕这些编辑本人就是译者，所以他强调译者本人对翻译的反思并通过各种形式（如研究论著、翻译评论、前言后记、翻译访谈、博客译评）发出声音，要把译文视为相对独立的文本而不是原文的衍生品，以提高公众对翻译的认知，尤其是翻译对目的语文化发展以及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Venuti, 2011）。韦努蒂的翻译文化观强调的是公众对翻译价值的认同问题，提高这种认同感是翻译学界和广大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首先要明白翻译到底有哪些价值，把翻译价值论从学界推向大众。许钧（2003：378-395）论述过翻译的多重价值，具体包括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体现在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正是翻译的本质价值之所在，也是翻译精神之体现。许钧对翻译价值的概括还是比较全面的，充分体现了翻译的建构力量和开放精神。在全球化时代，以翻译为核心的全球语言服务行业蓬勃发展，翻译的经济价值也非常突出。翻译的娱乐（休闲）价值也同样值得关注，翻译的游戏性（主要由作者、文本、译者和读者构成的四方游戏）决定了翻译的娱乐价值，翻译游戏可以起到悦心悦意、悦情悦志的作用，尤其是文学翻译。此外，翻译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明互鉴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翻译的多元价值很大程度上意味这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具有独立存在的地位，所以研究者也不应只盯着译文对原文是否忠实上。当然，这只是学界对翻译价值的思考，如何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实例、典型的译者向大众介绍这些价值值得思考。还有翻译的本质，学界一直在讨论。冯全功（2022）把翻译定义为一种符号转换活动，认为符号转换性是翻译的唯一本质属性。这样的最简化定义具有阐释上的开发性，涉及谁来转换、转换什么、如何转换以及转换效果等翻译与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开放式的定义有利于拓展对翻译外延的理解，深化对翻译本身的认识。翻译价值与本质研究是社会理解与认识翻译活动的前提，其中翻译价值的普及，更是公众对翻译产生认同的基础，有利于形成一种良性的翻译氛围。
翻译文化还指翻译立法、翻译政策、职业规范、翻译标准、翻译伦理等知识体系。翻译的产业化加速了翻译的职业化，翻译作为一种职业，目前国内还没有硬性的准入机制，也没有专门的法律。鉴于此，黄友义曾在全国两会上呈交关于翻译立法的提案，积极推动翻译立法，认为“只有在翻译行业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规范翻译市场，提高翻译质量，保证翻译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我国对外交流的整体水平，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黄友义，2011：30）。翻译立法在国内虽有人提议，但还未真正实施，有待继续努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翻译政策，目前国家特别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译介与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建设、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等，这些也不妨视为国家翻译政策，基本导向便是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转变，以建构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019年中国翻译协会颁布了《译员职业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有助于规范翻译人员的职业行为，提高译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维护译员的职业声誉，营造健康和谐的行业生态。然而，这种规范只是指导性的，还需要不同的翻译组织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落实与实施。关于翻译标准和翻译伦理，也要辩证地看待。习惯性翻译行为一般是符合普遍认同的翻译规范和标准的，如忠实流畅的全译等，也符合大众对翻译的期待。然而，在现实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翻译标准，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伦理。所以对相关翻译产品或翻译活动或翻译现象
的评价应该是情景化的，把各种影响因素考虑进来，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翻译伦理至关重要，是翻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译者伦理，体现了翻译研究“以人为本”的思想。译者要做得“三诚”——诚于己、诚于人、诚于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表率作用，为建设和谐的翻译文化做贡献。
译者形象以及相关翻译机构的内部文化也是翻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译者或翻译家形象是建构出来的，需要相关媒体或媒介向外传播译者信息。相对于作者而言，译者往往是隐形的，有人试图通过异化或抵抗式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彰显译者（Venuti, 2004），也有人呼吁加强翻译家研究，以重新认识翻译家的在场，积极评价翻译家的历史贡献、深入探索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刘云虹、许钧，2020）。译者或翻译家研究已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的战略性课题之一，这是系统构建译者形象的前提，尤其是历史上的翻译家。方梦之、庄智象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翻译家研究》（历代卷、民国卷、当代卷）便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有利于系统地认识入选的翻译家，建构翻译家群体形象。许钧、郭国良主编的开放性文库《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则通过代表性译文来构建翻译家形象，受众对象更倾向于大众读者，也有利于构建翻译家集体形象。方梦之、庄智象（2017，前言）认为使命感和责任感、经世致用、多语种与跨学科和精益求精构成了中国翻译家的特质。这些特质是译者形象的具体表现，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翻译家精神”（冯全功，2023）。中国翻译史研究理应以译者为中心和线索，挖掘历史上的翻译家，凸显其历史贡献与集体形象。历史上的译者研究至关重要，当下的译者形象也不可忽略，其媒体曝光度往往更大，更容易受到大众读者的关注。2021年去世的许渊冲由于其译笔不辍，翻译成就巨大，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如央视“朗读者”节目）成为公众人物。这种公众人物式的翻译家对大众心目中译者形象构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最近十多年，外交部翻译司多位口译员的出色表现也在大众心中构建出了一种不可磨灭的优秀译者形象。还有一些文学与影视作品，如《翻译风波》《亲爱的翻译官》（根据缪娟的小说《翻译官》改编）等，对译者形象的建构也有莫大的影响。译者形象研究也应是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通过有效的途径建构积极正面的译者形象值得探讨。翻译机构的内部文化也是翻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通过其成员（包括译者）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来体现，如翻译公司、翻译（家）协会以及高校的翻译学院（专业）等。
（二）翻译文化建设的路径
翻译本身作为文化也是比较宽泛的，涵盖的内容很多，核心要素包括翻译价值、翻译政策、职业规范、翻译伦理、译者形象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为国内翻译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翻译文化建设需要明确地提上日程，以营造良好的翻译氛围，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翻译人才。王克非（2002）曾把翻译文化作为21世纪译学研究的课题之一，建议做好文化翻译史，发掘翻译的文化意义，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和解释翻译。王克非所说的翻译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这项工作需要继续强化。翻译文化研究的拓展方向也应融入进来，这里仅简要探讨一下翻译文化的建设路径问题。
第一，从学术到大众。翻译文化强调社会公众对翻译的整体认知，进而形成一种有利于翻译的社会氛围，强化整个社会对翻译的认同感。学界对翻译文化已有所研究，对其中的核心要素，如翻译价值、翻译伦理、翻译家等，也有比较
深入的探讨。如何把这些学术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或者说扩大这些学术知识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翻译文化从学术走向大众可采取的措施包括：1）学术出版通俗化，这里并不是把所有翻译学术著作通俗化，而是有重点地打造一些通俗化的翻译读物，结合具体的译人、译例和译事把翻译文化的核心要素有机地融入进来，或者出版通俗的翻译家传记，走进翻译家的精神世界，以争取更大的读者群。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译家之言”丛书就很有代表性，丛书汇集了傅雷、余光中、王佐良、许渊冲、董乐山、庄绎传、金圣华、思果等翻译大家对翻译的感悟与苦乐轶事，适用性与趣味性很强，有利于走向大众读者。2）翻译宣传大众化，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优势，包括报刊、电视、电影以及各种新媒体（如微博、微信），展现译者与翻译家风采，构建积极正面的译者形象。2021年7月中旬，凤凰卫视在晚间黄金时间连续播放了5集“译者人生——笔尖下的文化传奇”专访片，系统展现了5位翻译家的翻译事迹（包括德语翻译家杨武能、法语翻译家许钧、英语翻译家朱振武、日语翻译家林少华、西语翻译家范晔）。这是电视媒体关注和重视翻译家的良好开端（李景端，2021）。3）翻译讲座网络化，在现代网络平台的支撑下（如腾讯会议、钉钉、哔哩哔哩），不妨把一些重要的公开文化型翻译讲座在相关网站同步直播或转播，然后永久地放在相关网络平台上，以供更多的人学习。在网络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初步形成。由中国翻译协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的“翻译中国·拥抱世界”系列直播活动就是很好的示范，为海内外知名作家、翻译家、汉学家共话文学与翻译提供了交流平台，也有利于学术大众化。从学术到大众的措施还有很多，只要有利于获得公众对翻译认同的措施都可以采取。当然，一定程度上的学术大众化也有个前提，就是高校和学界必须高度认可翻译的地位与翻译成果，目前的形势并不乐观，需要我们持续为翻译发声。如果说学术是精英化的，翻译文化建设既需要精英化的学术支持又需要广泛的大众参与，其中后者是翻译被社会普遍认同的关键，理想的状态为精英翻译文化和大众翻译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
第二，从译者到他者。译者是翻译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尤其是译者形象），同时也理应是翻译文化建设的主要行动者。然而，很多译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对翻译本身进行深思，更没有积极主动地为翻译发声，这是韦努蒂之说以强调翻译文化的重要原因。高校的翻译研究者或翻译教师会或多或少地从事翻译实践，往往兼有译者身份，这个群体也不妨纳入译者的范畴。所有译者（包括翻译研究者和翻译教师）应主动扛起这面旗帜，为翻译文化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除了译者之外，其他相关的行动者（也包括组织化的行动者）也要积极参与其中，如赞助人、委托者、翻译图书编辑、作者、出版社、政府、高校、翻译协会、翻译公司等，以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主要由译者构成组织化行动者在构建翻译文化方面非常关键，如翻译协会、翻译公司等。国际翻译家联盟举办的国际翻译日（包含翻译日主题）、“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及其出台的译者职业规范等文件就是国际翻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翻译协会在这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如主办学术期刊、出台相关文件、规范行业管理、培训翻译师资、举办翻译赛事（如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以及表彰突出的翻译家（如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资深翻译家、翻译中国外籍翻译家）等。在语言服务行业领域，翻译公司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客户第一、质量为上、信息保密、诚信经营、服务社会等都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有利于建构正面的翻译公司形象。其他相关机构亦然，如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就特别注重翻译文化建设，包括出版翻译类系
列图书、举办翻译会议与文化讲座等。此外，以翻译家命名的各种奖项对译者形象的塑造以及整个翻译文化建设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南京1986年设立的“戈宝权文学翻译奖”、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1998年设立“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2009年设立的“傅雷翻译出版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2年设立“梁宗岱翻译奖”等。总之，翻译文化建设的主体是由广大译者和其他相关行动者（尤其是组织化的翻译机构）共同构成的，是一个网络化的存在，各种行动者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建构出优秀的翻译文化。
第三，从技能到文化。这主要针对翻译教育而言的，因为翻译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翻译人才的重任。目前国内高校翻译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并不是太高，培养出来的大多学生也未从事翻译行业。专业认同感不强源自职业认同感不强，很多人把翻译理解为低人一等的服务行业，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学生在学阶段（尤其是翻译本科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主要是翻译技能学习，如果毕业之后不从事翻译工作，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所以在翻译技能习得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专业或职业认同感就显得非常迫切。这就要求向学生灌输翻译文化（尤其是正确的翻译观、翻译价值、翻译伦理）的同时，还要建构一种高校自己的翻译文化，培养学生对翻译的认同与热爱。针对此，李同良（2012：113）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不无启发，包括访故居，立译志；邀名人，话译事；组译社，聚人心；建基地，实操练；爱母语，强思辨。值得强调的是在课堂上翻译教师要注意为学生讲解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尤其是那些具有文化战略观的翻译家，如玄奘、徐光启、徐寿、马建忠、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林语堂、朱生豪、季羡林、杨宪益、许渊冲等，通过翻译家精神和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对翻译的认同感与敬畏感。这也不妨视为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三种途径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大众（如高中生、本科生）深刻理解了翻译，才有助于其报考翻译本科专业或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专业认同感变强了，将来才更有可能从事翻译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业，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构建更加合理、健康的翻译文化。
三
结 语
翻译文化是个多义词，本文把其主要分为三种指向，即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文本内部视角）、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文本外部视角）以及围绕翻译本身所形成的文化（翻译本身视角）。这三种指向都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第三种，代表着翻译文化研究新的拓展方向，可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关于翻译本身的文化，学界探讨不多，本文归纳了其主要内容，包括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政策、翻译规范、翻译伦理、译者形象以及围绕翻译本身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翻译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课题，不妨采取从学术到大众、从译者到其他翻译参与者以及从技能到文化的路径，以增强大众对翻译的认同感。翻译文化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不同的民族翻译文化共同促成了全球翻译文化。针对某一国家而言，翻译文化是在传承的过程中动态发展的，并且内部也有多元对话的声音，如不同翻译观的存在与较量。翻译文化建设不只是译者的事，需要相关翻译行动者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组织化的行动者，如翻译协会、翻译公司、相关高校等。翻译文化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失谐因素，如急功近利、粗制滥译、学术不端、翻译诈骗、虚假营销、低价竞争等，对其中的不正之风我们要敢于批判，善于引导，充分发挥“翻译批评的介入性与导向性”（许钧，2016），以构建一个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在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翻译的大背景下，翻译文化建设需要更多深入的思考与切实的行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育课题“社会认知视角下外语学习效应研究”（23YJRC01ZD）之子课题“外语学习的概念重构作用研究”（23YJRC01ZD-3YB）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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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全功，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话语、翻译修辞学、《红楼梦》翻译。
文章来源：《中国翻译》2024年第3期，浙大译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