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材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载体，须回应党与国家关于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与诉求。如何富有成效地依托教材开展外语教育教学、传承创新中华优秀文化，推动国家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为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一项重要使命。本文首先从教材是国家事权的重大命题入手，挖掘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三大内涵，即符合国家战略需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继而通过对三套综合类大学英语教材、五套专门类中国文化英语教材的调查分析，探究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实现策略及存在的问题，特别提出了“中国故事”时间维度、呈现深度、语言质量、故事性等议题，以期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制与开发提供借鉴，使“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大学英语教学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契合点，引导教师在教材使用中充分培养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意识与自觉，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外语教育
0. 引言
2019年底，教育部同时出台了《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三个重要文件，明确指出：教材是“国家事权”，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教育部 2019）。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凸显了教材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党中央对教材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尺寸课本、国之大者”的殷切期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教材的意识形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文秋芳 2023：10），出现了政治议题的有意回避、意识形态议题的呈现缺乏系统性、教材插图有思想问题等情况（同上：6）。众所周知，中国外语教材编写的数量之多，发行之广，影响面之大，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就大学英语教育而言，学生获得接受性语言技能的主要媒介是教材，而且教材的价值导向作用亦不可忽视。一方面，教材的选用事关语言输入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产生重要的影响（何莲珍 2020：17）。因此，编写、使用和研究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意志的外语教材，是新时代外语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拟从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入手，从宏观上挖掘“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再基于最新大学英语教材的一项小型调查，探究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教材的编制开发提供借鉴。
1. 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
1.1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之深远、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之高前所未有。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存在着信息流入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刻板印象的“反差”、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等问题（辛明，唐爱军 2021：209），对外传播理念过于传统，方式方法单一老套（马珂琦，许门友 2019：43）。因此，国家对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全球竞争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此后，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并阐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二十大报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从“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中国国际传播工作从“硬传播”到“软传播”的转变，从主流媒体发声到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变，这也意味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是时代的命题、国家的需求，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担当，中国大学生更是责无旁贷。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创新的重镇、文化传承的高地，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使命（陈洪兵，刘文燕 2023：38）。中国故事是讲给世界听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应有之义，是大学英语教材的必备内容。
1.2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当然也是检验大学英语教学、大学英语教材的根本标准。“立德树人”的“人”是什么“人”？问题的答案可以回答教育的首要问题——“培养什么人”。“立德树人”的“树人”则回答了“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作为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的中国人，深入了解国情、全面体认国家发展的中国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不能光盯着知识技能，而应该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而理想信念、家国情怀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清晰判断上；按照“中国故事”的内容供给，则分别对应着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文明古国故事；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讲好现代中国故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讲好世界大国故事（单佳慧，张真理 2023）。
教材建设要牢牢把握以立德树人铸就教育之魂，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撑。因此，在大学英语教材中生动呈现中国故事，有效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成为大学英语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一环。
1.3 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新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已经颠覆了以学习英语语言本身、通过学习语言进而了解西方文化为目的的传统英语教学理念。大学英语作为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和核心通识课程，需要满足学生成长成才需求和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教材作为教学三要素之一，也同样承载以上责任。2020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明确指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应体现新时代新要求，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服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何莲珍 2020：17）。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要求，“在教材建设上要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坚守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应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拓宽视野，博采众家之长，利用大学英语课程优势，及时反映世界科技新进展，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培养具有前瞻思维、国际眼光的人才提供有力支撑”（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39-40）。与2015年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相比，新版指南在解释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性时，也增加了两个要点：一是强调大学英语课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的能力，为中国文化传播服务；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机融入到课程内容之中（同上：4）。显而易见，大学英语教材呈现“讲好中国故事”的范例、大学英语教学践行“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就是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题中之义。对近五年大学外语教学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路径已经开始包含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文化”等（谢争艳，严玉婷 2022）。
２. 大学英语教材“讲中国故事”的现状调查
如前所述，大学生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之一，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大学英语教材的开发与编制，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一环，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故事”，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新时代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本研究通过对国内使用面较广、新近出版的大学英语综合类教程以及书名包含“中国文化”字样的专门类大学英语教材进行研读与比较，对使用教材的部分院校、师生进行走访与调研，拟总结出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具体实践中的一些特点与共性，分析现阶段“讲好中国故事”的挑战与任务，前瞻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发展愿景。
2.1 术语界定
什么是“中国故事”？早在2014年，《人民日报》就曾发起“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讨论，李云雷（2014）发表了一篇题为“何谓‘中国故事’”的署名文章，作者认为“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中国故事”是一种形象生动的提法，在本研究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中国文化”的下义词，所谓“中国故事”是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经验情感相关的事情或事件，是在传播的视角下对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可以是官方的对外宣传，也可以是民间的中外交流（马洁 2023：69）。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就是中国故事的主要内容。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的对外展示（王伟 2023）。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如影随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设计中，把中国文化的教材基本等同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教材。
2.2 研究设计
为了比较客观地揭示综合类大学英语教材与中国文化专门类大学英语教材在呈现“中国故事”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进而总结出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现状、困境以及未来的突破方向，本研究采用典型个案抽样法，选择了在国内大学英语教材中具有代表性、市场占领率较高、新近出版的三套大学英语教材A、B、C（见表1），又选取了近十年来出版的五套“中国文化”英语教材D、E、F、G、H（见表2），作为两组研究样本。关于“中国文化”形式与内容的细化分析，如显性方式呈现与隐形方式呈现，如文化的三个时间维度，即古代、近代与现当代等，本文借鉴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张虹，李晓楠 2022a；张虹，李晓楠 2022b），并适当简化，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编码依据。涉及教材中“中国文化”内容占比的考察，本文采取简单直观的统计方法，以相关内容出现的篇幅，即页数，进行计算。
2.3 研究发现与讨论
2.3.1 综合类大学英语教材中“中国故事”的内容有所增加，且与时俱进
本文对综合类大学英语的三套教材进行了归类整理，考察教材中是否有中华文化知识版块或明显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课文或阅读材料，以这些显性方式呈现（张虹，于睿 2020：43）的“中国故事”在全书中的比重；同时，本文也考察了在任务或练习位置呈现的中国文化内容，计算了这些隐性方式呈现（同上）在全书中的比重，详情参见表3。这三套大学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呈现平均达到16.9%，超过研究预期，与早前某些研究者（李润珍 2023：79；张虹等 2021：70）的发现并不一致。如果对照三套教材各自的前一个出版版次，“中国文化/中国故事”内容都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基本体现在中国文化/中国故事的显性呈现，说明教材的编写修订工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关切。
例如，教材A从第三版（2015）到第四版（2023）的改版，不仅体现在书名的扩充，即加上了“思政智慧版”五个字，从书名凸显课程思政与数智教学；而且在选材、练习与单元任务的设计上多维度彰显中国文化，如每单元的Section C集中体现中国相关内容，包括一篇中国故事阅读短篇（Stories of China）和一道中国文化翻译练习，旨在（如该教材前言所言）“既注重呈现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成绩和人民的精神风貌，……，也大力弘扬包括五四精神、京剧文化等在内的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C则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每册均设计了一个专门谈及中国话题的单元，如第一册第四单元“Meeting People Who Have Touched China”；另一方面，每单元也配备了一篇有关中国的阅读Reading 2，如第一册第1单元的“The Man in Pursuit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旨在（如该教材前言所言）“将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介绍到国外，以增加不同文化、不同国家间的了解”。另外，教材A和教材C都对单元导入（Opener）中的西方名人名言进行了调整，教材A是精选了与主题相关的中外名言警句，教材C则是清一色中国古今名人名言。
虽然与整个教材的选材体量相比，“中国文化”还是属于锦上添花的“小菜”，但要把英语教材中的这道中国故事“小菜”设计好，确实不容易，各大出版社、各位教材主编都费尽心思，与时俱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材A的所有中国故事阅读短篇、教材C的中国话题单元都是现当代中国故事的主题，教材C每单元的中国话题阅读短篇聚焦近代（约占1/6）或现当代（约占5/6）中国故事主题。对于中国元素“厚今薄古”的选择倾向，可以说更符合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即“以英语的实际使用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为重点”（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6），英语应用能力是指用英语在当下学习、生活以及未来工作中进行沟通交流的能力。所以，教材中的中国元素以现当代中国故事的英语讲述为主是合适的，大学生最迫切需要讲好的也正是当下的中国故事。
2.3.2 中国文化英语教材题材丰富，内容深入浅出，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主
专门类的中国文化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出发点与综合类大学英语教材不同，毕竟后者是通用英语课程的教材，从篇幅上看，“中国故事”只是一道配菜、小菜；而前者是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材，书名开宗明义是“中国文化”，所有篇幅也都围绕中国文化展开。五套教材的单元话题都非常丰富，少则10个单元，多则16个单元，编者尽量包罗万象；只有一套教材有一定的话题地域性，即有一半的篇幅专门聚焦中国某特定地区的文化，比较适合该地区的高校使用，其他四套教材都属于全国适用型。从每单元的主题词入手不难发现五套中国文化英语教材比较集中的话题是中国哲学、传统节日、中国建筑，其次是中国餐食、中国艺术、语言文字、中国戏曲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可胜数，到底在教材中选取哪些中华文化主题，既有相对统一的标准，也有编者主观的喜好，从目前五套教材看，相对比较深刻的“哲学”、比较直观可见的“建筑”、比较浅近易懂的“节日”是必选项，这也体现了这类教材选材深入浅出的原则。
与综合类大学英语教材的“中国故事”相比，专门类的五套中国文化英语教材以显性为主、隐性为辅的方式呈现中国故事，且这五套教材无一例外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作为重点，平均篇幅在70%左右，具体数据详见表4，近代和现当代主题的“中国故事”似乎供给不足，可以说是“远山浓抹，近树轻描”。即使提及现当代主题的中国文化，也很少作为独立的一篇课文或阅读材料，而多是在一篇以时间顺序记录某种特定中国文化（如中医、中国服饰等）的课文末尾轻描淡写现当代的情况。仅有教材D在修订版中特别加入了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学、饮食等方面的最新发展和成就。例如，该教材的“科技”单元不像其他教材仅仅关注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而是古今兼顾，特别介绍了“天宫一号”“嫦娥三号”“月球着陆器”“玉兔号”月球车等。中国文化英语教材主要呈现中国古代文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考虑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战略现实需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故事，讲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故事，应是应有之义。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内容，即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完全等同于讲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所以，外语教材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实践中，“一方面要牢牢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格，另一方面呈现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及当代中国实践的重大成果”（王铭玉，袁鑫 2023：3），两手并举，才能更好地助力讲好中国故事。
2.4 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挑战
在对教材本体进行静态分析的同时，本研究团队于2023年3月至12月走访了使用教材的部分高校，特别是访谈了近百名师生。受访教师（88%）和大学生（73%）比较认可综合类大学英语教材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出的努力，认为“教材内容能承载中华优秀文化，彰显中国特色，通过文化呈现与对比等方式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比较好地体现立德树人的理念，实现教材育人的功能。师生们对这三套综合英语教材也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主要集中在新形态教材建设助力“讲好中国故事”以及练习设计方面。虽然目前的教材已经突破了传统纸质教材的窠臼，达到了“纸质教材+专有教学平台”发展阶段，但是新形态教材的实时性、交互性、开放性还没有充分发挥，比如我国最新的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英语表述还没有实时更新，也没有建立动态数据库。另外，部分教材的编者设计有关中国故事的练习时，做法比较单一，或是一道翻译题，或是一道阅读理解题，不能充分地把中国故事的选文与单元主题有机融合。综合类教材C第一单元的设计就值得借鉴，除了Reading 2选入了一篇题为“The Man in Pursuit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的选文外，在语言输出的Speaking版块有意设计了一个“TV Interview”，设想邀请Reading 2主人公Yu Ming的同事Du Xiangwan与主课文主人公Robbie、Reading 1主人公Gac一起畅谈“中国梦”和“美国梦”。这样的练习设计比较好地呈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需求，引导学生关注文化差异与共性，有利于学生在欣赏、比较中外文化的同时，分析、对比并自信地表达观点，加深对中华文化、中国梦的理解，提高跨文化思辨能力。
调研中发现，专门类中国文化英语教材的编制存在投入少、相应课时少、关注度低、研究匮乏的困境，因此呈现出来的问题、面临的挑战远比综合类教材多。首先，在思想深度上，专门类的中国文化英语教材对“中国故事”的呈现尚未达到理想的深度，大部分课文以信息介绍为主，停留在“理解”的层面，未能深入到“比较”“阐释”“传播”的深层次。相应地，在配套练习难度上也差强人意，多数题型还是依据课文填空、阅读理解或翻译练习，较少从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综合、比较、推断、阐释等）、高阶产出能力（写作、演讲、辩论等）的角度综合设计。第二，语言质量上，“中国故事”的呈现不够地道规范，大多数课文是生硬地把汉语资料翻译成英文，译文本身多少有一些“中式英语”的痕迹；还有一部教材的多篇选文取材于当时的维基百科或其他网络渠道，内容适切性存疑。这一发现也印证了2020年北外课题组对我国高校本科英语教材存在问题的调查，当时106位调研教师反映“缺乏讲好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的地道英语文章”（张虹等 2021：73）。第三，在故事性上，教材选文的叙事性较弱，趣味性不足，最常见的就是生硬地按照时间顺序罗列某一文化现象或文化产品的历史脉络，像百科全书一样板着面孔说教，没有个人视角、人文温度，也很难产生阅读共鸣和代入感，因此教师教授、学生学习的体验感不佳。
3. 结语：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愿景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已进入崭新阶段，如何富有成效地依托教材开展外语教育教学、传承创新中华优秀文化，推动国家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王铭玉，袁鑫 2023：2），成为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一项重要使命。本文首先从教材是国家事权的重大命题入手，挖掘了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三大内涵，即符合国家战略需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继而通过对三套综合类大学英语教材、五套专门类中国文化英语教材的教材本体和教材使用者进行小规模调查分析，探究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实现策略及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提出了中国故事时间维度、呈现深度、语言质量、故事性等议题，以期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制和开发提供借鉴，使“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大学英语教学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契合点，引导教师在教材使用中充分培养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意识与自觉，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八套大学英语教材的调查，未来可以关注新出版的教材，如《中国文化英语综合教程》（2023）等，在更多教材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课堂，通过课堂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教材的实际使用开展深入的历时质性分析。
作者简介:
肖维青，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视听翻译，翻译过程研究。
文章来源：外语研究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