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蒲隆：散步、买菜甚至做梦，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翻译的事情

蒲隆：我是甘肃定西人，中学念的是定西中学。定西虽然地方不大，但定西中学有位语文老师叫夏羊，经常在《人民文学》这一类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诗作，这就影响了许多人，不仅是学校里的，还有社会上的。年轻人嘛，挺想出个名，我的两个同学就受了夏羊老师很大影响，后来也在《新港》《少年文艺》等杂志上发表了作品，大家都很羡慕。我这个人一直没什么明确的目标，不盯着要干什么，但既然在上学，就也想得个好成绩。我中学时候学的是俄语，后来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大学恢复了英语系，我就和我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一起报考了西北师范大学英语系，想着以后或许能靠翻译发表点东西。那时候读过不少翻译文学，比如巴金、冰心等的译作，也很喜欢穆旦译的诗。大学里作为练笔，我翻译了查尔斯·兰姆的Essays of Elia（《伊利亚随笔》）。

蒲隆书房一角

蒲隆：我1963年从西北师范大学（当时叫甘肃师范大学）毕业，专业成绩排名第一，原本有机会留校任教，不过因为当时和一位老同学聊天时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惹出了不小的麻烦，没能顺利留下来。毕业后我被分配去了兰州二中做英语老师，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一直待到1978年。在此期间，我试着译过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小说Fraternity（《友爱》）,写信给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询问，后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回复的，说暂无出版计划。

1978年有了考研的机会，我想去碰碰运气。事先我也分析了一下，很多当时和我年纪相仿的人要考研，大学里的知识应该都忘得差不多了，应该不是毫无可能。随后我考取了山东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时任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凡老师，她是山大校长吴富恒的夫人。吴富恒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和水天同先生一起在昆明办英语专科学校，水先生任校长，他任教导主任。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景端（采访者按：1988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找到陆凡老师，想请她翻译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陆老师就把这部书当作业布置给了我。

蒲隆：不是。“蒲隆”就是plum（李子）的谐音，而我的本名叫李登科，plum正好对应我的姓。

蒲隆：说实话，谈不上有什么刻意的选择，我经常说，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出版社请我翻译什么书，我看过书后觉得可以干，我就干。有些书我觉得超出自己能力范畴，就只好婉拒。多年前刘象愚先生问我要不要翻译Finnegans Wake（《芬尼根的守灵夜》），我看了一部分，觉得那是一本完全“不可译”的书，就算借助参考书能知道那些词的意思，也无法转化成中文，就拒绝了，不过，多年后倒是看到有人译出来了。还有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找我翻译一位非洲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书名我都已经忘了，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我看了看，描写的内容我实在不熟悉，觉得没有能力译好，也就谢绝了。我年纪大了，新东西接触得不多，又不善于利用网络，所以从前几年开始就不接当代作品的翻译，尽量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接活儿。

说到哪部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让我想要放弃，我想了想，应该是没有的，就是有一回我译完H.G.威尔斯的《托诺·邦盖》，交给出版社后，有的编辑读了稿子觉得行文比较生硬，有点读不下去，让我修改，我改完译稿，整体上读起来还是比较沉闷。不过，这本书用词本身就比较难，不容易读，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没译好。

我译的作品一般都是自己比较欣赏的。但要说真正打动我的一本书，要数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爷》。这本书的主人公吉姆让我深受感动。

蒲隆：我大致读一下就会动手干了，但会提前读一些相关的资料和评论，尤其是别人对这部作品在文字方面的评价，看看能否对得上自己的感觉。以前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我喜欢走路，而且走起路来很快。我这个人记性也还算可以，所以平时外出散步或者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就会在脑中反复斟酌、推敲一些要翻译的原文。《约翰生传》的很多诗歌就是我在外面走路时打的腹稿。有时候脑子里想得多了，半夜做梦也在翻译，要是实在睡不着，就爬起来译几段。等到全书译完之后，我会反复校读译稿。比如《约翰生传》的原稿我前后应该修改过三遍，出版社的校样出来后又起码通读过两遍。

蒲隆：“信”指准确，“达”指流畅，这些肯定都是必须要做到的基本原则。至于“雅”，还是得看原作的风格如何，比如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本身就谈不上“雅”，翻译自然也就“雅”不起来。包括《约翰生传》，里头有些东西，硬要去译得“雅”，似乎也不太合适。我还挺喜欢鲁迅那种“硬译”的，比如他译的《死魂灵》与《毁灭》。就拿《毁灭》来说，这本书对战士在战争中的心理活动描写得非常细腻，我看了以后挺感动的，尽管确实比较“硬”，但是“硬”也有“硬”的看头。

至于我自己的翻译，还是尽量忠实于原文，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死板”。一般来说，作者用比较“大”的字眼，我也就去找相应语感的中文词。比如当年译索尔·贝娄，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做一些相应的处理，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我对细节还是挺在意的，比如贝娄有些地方不用标点，我也就照搬。之前译狄金森，我发现她的标点符号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她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

蒲隆：新作品应该不会再译了，精力已经不允许。不过，我想根据《约翰生传》编一部《约翰生言行实录》，毕竟文本是现成的嘛。约翰生博士这个人的言谈举止实在有意思，《约翰生传》中最精彩、最能让人留下印象的部分，也正是记录他言谈、描述他行为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