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的系统分析与发展前景
张虹1、贺晨蕾1、闫方朔2
提要：本研究基于PRISMA框架对近二十年(2006—2024年)国内外101篇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发现，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总体发文量呈显著增长趋势，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研究主题聚焦教材评价与开发，对教材使用与分析重视不够。实证研究中，理论框架应用不足，缺乏系统性;研究对象涵盖大、中、小学全学段教材，相对侧重大学阶段教材，教材语种以英语为主;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多数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最后，本研究揭示了国内外研究的共性问题，并展望了我国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新形态外语教材；PRISMA框架；系统分析；教材评价；实证研究
引用本文：张虹, 贺晨蕾, 闫方朔. 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的系统分析与发展前景[J]. 外语界, 2025, (02): 59-66.
近些年来，随着移动学习、人工智能以及增强/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形态外语教材应运而生。世界各国已普遍认识到建设新形态教材的战略意义，部分国家(如美国、日本)已将其列入国家基础教育规划，在教材理念、研究与使用方面展现出领先优势(胡军2021)。我国教育部新近发布的大中小学外语教学指南、课程标准均明确指出，外语教材应配套相应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和平台，以推进新形态教材建设。全面深入地了解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进展，对于我国新形态外语教材建设、分析、评价和使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将系统梳理分析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现状，并展望未来发展前景，以期为我国高质量新形态外语教材建设提供启示。
近几十年来，外语教材形态不断变化发展，呈现出多媒体、多模态趋势(杨莉芳 2024)。许多相关概念不断涌现，如电子课本、立体化教材、智能教材、数字教材等。本研究对这些概念不做区分和辨析，而将它们视为新形态教材发展历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国内外学者围绕新形态教材的定义已有诸多讨论。Kimetal.(2010:366)将数字教材界定为“包括图像、视听、动画、3D图形等印刷媒体、多媒体学习以及搜索、导航等便利功能的数字化学习教科书”。黄明东等(2022:35)指出，新形态教材“以数字文本为中心，形成一个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李宝贵(2023:16)认为，新形态教材“以纸质教材为基础，以课程教学为中心，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对纸质教材与数字教学资源进行一体化设计”。杨莉芳(2024)认为，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是“面向大学英语课程人才培养需求，纸质材料、数字化资源、配套软件平台等多介质材料一体化设计的智能化大学英语教材”。总体来看，新形态教材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电子书，电子化的纸质教材;(2)资源工具，多模态教学资源和多媒体教学工具;(3)学习环境，可感知、沉浸式的学习情境。基于此，本研究将新形态外语教材界定为:基于外语课程标准、指南等教育指导文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电子书、资源工具、学习环境有机整合构建形成的一体化外语教材。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梳理分析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回答3个问题: 1)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的总体发文情况和历时变化如何? 2)研究涵盖哪些主题? 3)实证研究采用什么理论框架? 研究对象有何特点? 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
3.2 研究方法
基于PRISMA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框架 (Moher et al. 2009)，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文献的系统筛选包括检索、初筛、纳入和整合4个阶段。文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的 SSCI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可从国际和本土视角综合提供文献。 结合前文定义，英语文献检索的主题词TS设定为(“foreign” OR “second” OR “L2” OR “ESL” OR “EFL” OR “ELF” OR “EIL”) AN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OR “teaching” OR “learning”) AND (“digital” OR “electronic” OR “multimedia” OR “E-textbook”) AND (“textbook” OR “coursebook” OR “materials”)，中文文献检索主题词SU%设定为(立体化+立体+数字化+数字+智能化+智能+新形态+电子)∗(教材+教科书+课本)，检索的数据时间范围为2006—2024年。WoS的检索结果被视为国外研究，共141篇；CSSCI的检索结果被视为国内研究，共140篇(“外国语言文字”学科82篇，“中国语言文字”学科58篇)。
经初筛后，文献纳入阶段排除以下文献: 1)研究主题非聚焦新形态外语教材，2)研究对象不涉及外语学科，3)WoS的非英语文献，4)原文无法获得，5)研究质量不符合要求。研究质量指研究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高水平的方法论标准(Gunnell et al. 2020)。研究者参考批判性评价技能计划工具(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 2024)，依据10个方面的标准评估每项研究的方法论质量: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设计、参与者招募策略、数据收集方法、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考量、伦理问题、严谨的数据分析、明确的研究结果陈述、清晰的研究价值。删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又用滚雪球方式添加了5篇英语文献，最终获得符合本研究条件的文献共计101篇，其中发表于2007—2024年的英语文献50篇，发表于2006—2024年的中文文献51篇。
为确保编码的可靠性，3位研究者随机选取了10篇文章，分别进行独立编码，并通过多次讨论解决分歧，最终形成统一的编码标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逐一阅读文献，提炼出发表时间、研究主题、理论框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关键信息，并借助Excel对编码结果进行整理与统计。
4.1 总体发文情况与历时变化
符合筛选标准的50篇英语文章包括48篇实证研究和2篇非实证研究，51篇中文文章包括13篇实证研究和38篇非实证研究。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起步于2006年，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整体上可划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2006—2011年)、增长期(2012—2017年)、发展期(2018—2024年)(见图1)。在萌芽期，数字技术初现，学界开始初步探索新形态外语教材，共发文8篇，实证、非实证研究各4篇。在移动互联网普及与各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推动下，增长期的相关研究规模明显扩大，发文量激增，共38篇，实证、非实证研究各19篇。在发展期，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外语教育日益融合，混合式学习、在线教育、智慧课堂等教学模式快速发展，促进了新形态教材向更加普及化、智能化、交互化的方向发展，发文量共55篇，实证研究、非实证研究分别为38篇和17篇。
图1 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发文趋势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1)国内外几乎同一时期开始对新形态外语教材展开研究，国内起步更早，可追溯至2006年，而国外始于2007年。2)国外研究中，实证研究占据绝对主流，非实证研究仅有2篇。3)国内以非实证研究为主，实证研究数量远远少于国外。萌芽期国内尚无实证研究;增长期国内发文量几乎是国外的两倍，但实证研究刚刚起步;发展期国内实证研究数量仍相对有限，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这既揭示了当前国内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的局限性，也预示着该领域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
4.2 研究主题
基于Tomlinson & Masuhara (2017)、Risager (2023) 的分类，本研究将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主题分为教材开发、使用、评价、分析4个维度。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中，涉及教材评价共48篇，教材开发共46篇，教材使用共13篇，教材分析共10篇(部分研究涉及多个主题而重复计数)。国内研究主题分布为：教材开发(41篇)、评价(9篇)、分析(5篇)、使用(3篇)。国外研究主题排序为：教材评价(39篇)、使用(10篇)、开发(5篇)、分析(5篇)。由此可见，国内研究重视教材开发，国外研究则侧重教材评价。实证研究中，涉及教材评价的研究数量最多，共48篇(国内9篇，国外39篇)；教材使用共12篇(国内2篇，国外10篇)；教材开发共10篇(国内外各5篇)；教材分析共6篇(国内外各3篇)。
在教材评价层面，国内主要考察师生对新形态外语教材的接受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胡畔和蒋家傅(2019)指出，师生普遍对新形态教材持肯定态度，师生年龄、技术熟悉程度、教材易用性等会对教材接受度产生影响。国外则侧重评价新形态外语教材对学习效果的影响。Khodabandeh(2023)发现，在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环境中，增强现实游戏有助于提升学习者使用英语问路和指路的能力。
在教材使用层面，国内外均关注师生的教材使用意识、策略和影响因素。例如，杨港和彭楠(2021)的自传叙事研究考察了高校外语教师使用教材资源的理念、策略和影响因素，探讨了教材编写与使用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协同发展，教材新形态与教学新常态如何共同回应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以及在信息技术日益“常态化”背景下，教材编写、使用与研究如何形成合力，推动教学创新与实践深化。Shintaku(2022)研究了以日语为外语的学习者如何使用动漫进行自主学习，发现动漫在学习者数字读写能力培养方面具有展示多样语言与文化信息的潜力，并能建立课堂内外学习之间的联系。
在教材开发层面，国内注重技术融合和资源整合。例如，张屹等(2016)重新解析了评价、教学法与技术三要素，介绍了智慧教室中iPad电子教材的设计和开发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还借助问卷和访谈调查了学生的教材使用体验，发现iPad电子教材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国外则聚焦前沿技术驱动的教材创新。Hwang(2024)记录了韩国23名职前英语教师将小学英语教材内容转化为三维元宇宙平台的过程，发现元宇宙平台有助于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学习，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教材分析层面，国内外侧重对具体教材开展微观分析。例如，廖晓丹和陈坚林(2023)从内容、工具、技术维度对韩国11个版本的初中英语数字教材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教材的技术一致性水平高于内容和工具一致性水平，包含大量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差异化学习资源，各版本风格统一。Vungthong et al.(2017)的多模态分析关注平板电脑中的英语教学程序，探究了图文关系对词汇教学的潜在支持作用。
非实证研究中，国内主要聚焦教材开发的理论探讨，探索教材编写的原则、策略和方法，致力于建构新形态外语教材开发的理论框架(如鲍敏，李霄翔2017)。也有研究涉及教材开发实践与分析，比如探讨新形态外语教材的教学设计模式(赵舒静2018)。国外仅有的2篇非实证研究均可归入教材分析研究(如 Seargeant & Chapman 2019)。
4.3 理论框架
整体来看，国内实证研究相对缺乏理论支撑，国外实证研究虽涉及更多理论框架，但呈现较为分散的状态。国内实证研究中，4篇运用了理论框架，包括以评价(assessment)为主导、融合教学方法(pedagogy)与技术工具(technology)的APT模型(范福兰等2015)，技术接受模型(Davis 1989)，课程一致性理论(李秋实，刘学智2019)，以及狩野模型(或称加诺模型) (狩野纪昭，李玉潭 1984)。
国外实证研究中，20篇运用了理论框架，其中8篇均关涉多媒体学习科学理论(Sweller1988; Mayer2009)，包括认知负荷理论、多媒体学习理论、双重编码理论等。
4.4 研究对象
国内实证研究覆盖大、中、小学全学段教材。中小学教材7篇，大学教材5篇，1篇学段不详。教材语种以英语为主(10篇)，阿拉伯语和对外汉语教材各1篇，1篇语种不详。研究场域主要在中国(11篇)。
国外实证研究亦涵盖大、中、小学全学段教材，大学阶段教材的研究更多(27篇)，中小学教材16篇，5篇未明确具体学段。教材语种以英语为主(44篇)，各有1篇关注对外汉语、土耳其语、日语和西班牙语教材。研究场域更聚焦亚洲国家，包括中国(20篇)、日本(4篇)、韩国(4篇)、伊朗(3篇)等;其他关注北美洲国家(7篇)、欧洲国家(4篇)等。
4.5 研究方法
国内新形态外语教材实证研究中，6篇属于量化研究，3篇属于质性研究，4篇同时采用量化和质性研究。在数据收集方式上，国内实证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访谈和课堂观察。相比之下，国外实证研究的方法更为丰富多样。24篇综合运用了质性和量化研究(10篇明确研究方法为混合研究)，13篇为量化研究，8篇质性研究，2篇行动研究，1篇结合运用质性研究与行动研究。
在萌芽期，国内尚无新形态外语教材的实证研究。国外4篇实证研究中，3篇采用质性数据(如访谈、观察)和量化数据(如问卷、测试)相结合的方式，1篇为量化研究。这一时期常采用测试检验新形态外语教材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使用问卷、访谈等工具调查学生的接受度，以了解新形态教材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例如，Tsai(2011)使用测试和开放式问卷探讨了多媒体课件在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中的应用效果，发现课件能够提高学生准备演讲稿的能力。
国内实证研究在增长期开始崭露头角。6项实证研究中，4篇通过问卷、2篇结合问卷和访谈探究师生对新形态外语教材的接受度。例如，田嵩和魏启荣(2014)借助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阿拉伯语视听说课程中互动式电子教科书的认可度较高。国外研究方法逐渐增多，出现了混合研究(如Butler2017)和行动研究(如 Ho 2020)。
进入发展期，国内部分学者开展质性研究，或将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采用多种方式收集数据。例如，杨港(2019)借助问卷、访谈和课堂观察，揭示了学习态度和学习者自主是影响学生使用立体化教材的主要因素，并构建了“立体化教材+互联网资源”驱动的大学英语教学设计模型。国外混合研究、行动研究数量持续增加。Pospíšilová & Rohlíková (2023) 基于在捷克两所大学开展的行动研究，评估学生使用电子学习档案袋的频率和时长，对个别学生进行干预和采访，据此进一步调整任务，发现电子学习档案袋的使用能够促使学生转变学习方式，改变对学习的看法，并反思学习过程。
5.1 国内外研究的共性问题
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自2006年以来不断发展，研究主题从多到少依次为教材评价、开发、使用与分析4个维度，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对新形态外语教材的理解更加全面。但是，国内外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为4个方面。
(1)研究主题分布不够均衡。现有研究大多评价新形态外语教材的促学效果、探讨师生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或探索新形态外语教材开发的原则、策略和方法。鲜有学者关注新形态外语教材本体分析(如多模态特征、活动设计)。此外，本研究的发现与以往研究相一致，即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中也存在忽视师生如何使用教材的现象(常畅，杨鲁新2023)。
(2)实证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多数研究未明确指出理论框架，理论意识较为薄弱。国内实证研究尤其缺少与理论的互动，仅有4篇(31%)使用理论框架。国外研究使用较多的理论框架是多媒体科学学习体系，该理论对新形态外语教材的应用效果评价具有较强解释力。其他理论来自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整体缺乏系统性。
(3)实证研究对象集中于英语教材，对其他语种教材关注不足。这一倾向不仅限制了实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语种人才培养需求相悖，反映了非英语语种教材数量相对不足、亟待数字化转型的现状(王铭玉，袁鑫2023)。
(4)实证研究方法不规范。部分研究尤其是萌芽期和增长期的研究仍存在研究方法不明、数据来源较为单一、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不够清晰等问题。比如，有些实证研究采用的问卷过于简单，且样本量较小，导致研究结论存在片面性。
5.2 国内研究前景展望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非实证研究数量更多，多采用理论思辨范式从应然层面对新形态外语教材建设进行理论探讨，而实证研究起步晚、数量少，呈滞后状态。研究方法主要为量化研究、质性研究的独立应用或简单结合，至今未有混合研究和行动研究出现，仍需进一步规范与完善。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从4个方面展望国内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前景。
(1)拓展研究主题，涵盖新形态外语教材的开发、本体分析、使用与评价。对新形态教材的编、用、评进行一体化研究，在教材开发过程中加强使用过程与使用效果研究，边开发边使用边评价，检验教材能否真正促进学生学习。同时，鼓励对新形态外语教材进行多模态分析，不仅关注其是否加入了音视频、图像等多模态元素，也需审视是否存在将纸质教材简单转移至数字平台、缺乏实质性交互和智能设计的“形式创新”等问题。
(2)加强跨学科研究，建构新形态外语教材的理论体系。新形态外语教材涉及教育、出版、技术等多个领域，应在现有知识基础之上，系统、深入地揭示不同学科在新形态外语教材建设中的作用，寻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支持，建构新形态外语教材理论体系，为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3)扩大研究范围，推动新形态外语教材的融合发展。研究者应突破当前英语教材主导的单一格局，拓展至其他语种教材，全面推动新形态多语种外语教材发展。在学段上，应同步关注大中小学阶段的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并加强大中小学各学段新形态外语教材的衔接机制研究，提高外语学习的连贯性与系统性。
(4)转变研究范式，规范新形态外语教材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者应由单一的理论思辨和经验归纳走向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阐明研究方法及过程，确保数据收集准确可靠、研究严谨可信。研究者应积极采用量化研究、质性研究、行动研究、混合研究等不同研究方法，开展新形态外语教材的使用、评价、开发和分析研究。比如，量化研究可通过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等方式大规模调研师生对新形态外语教材的认知和看法，也可评价新形态外语教材的促学效果。质性研究可在具体教学情境中深入考察师生使用新形态外语教材的体验、态度、困难以及发生的细微变化。行动研究可助力教师发现并解决学生使用新形态教材过程中的问题，进而改进教学实践。混合研究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既能提供实证数据支持，又能补充深层次阐释，利于全面评价新形态外语教材使用效果。
本研究借助PRISMA框架，对国内外新形态外语教材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为我国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提供启示，推动外语教材创新发展。基于研究发现，我们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国家相关部门应继续发挥教材建设的指引作用，设立专项研究基金，鼓励研究者、编者、出版社和一线教师积极借鉴国外新形态外语教材建设和研究的先进经验，开展新形态外语教材实证研究，并加强国内外比较研究，深入推进我国新形态外语教材开发、使用、评价与分析研究。其二，构建“教材研究者—编写者—出版社—教师”共同体，加强多方协同合作，促进新形态外语教材建设实践与研究之间形成密切的互动循环，以新形态外语教材开发与研究队伍建设推动外语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